艾滋病流行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全球卫生和发展问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开发署(UNAIDS)估计到2001年底，全球大约有40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仅2001年就新增500万感染者，有300万人死于艾滋病。
自1985年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我国艾滋病流行经历了传入期(1985-1988)、播散期(1989-1994)和增长期（1995至今）。截止到2002年12月底，全国累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告例数为40560例，其中艾滋病病人2639例，艾滋病死亡1047例。据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测算，全国累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估计例数超过100万。由于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尽管全国累积感染人数超过100万，但总人群感染率仍不到0.1%，在全球范围内处在低流行水平。但近几年来感染人数增加迅速，传播范围不断扩大。据我国艾滋病病例报告资料显示，1985年以来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例报告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累计报告数1999年比1998年增长37.0%，2000年比1999年增长30.0%，2001年比2000年增长36.5%，2002年比2001年增长32.0%。这些预示着我国艾滋病防治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一、艾滋病流行的潜在危险
1.吸毒——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温床
截至2001年10月底，全国涉毒县级单位为2051个，占全国县级单位的70%，在册吸毒人数约为90万，从1997年到2001年在册吸毒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4%，估计目前实际吸毒人数已达500万以上。1989～1995年期间，只有云南省在吸毒人群中发现HIV流行，从1995年起其它省区开始出现经注射吸毒感染的案例，至2002年底全国大陆31个省均报告了吸毒人群中的HIV感染者。据调查，云南省部分地区注射毒品者中HIV感染率高达80%，另外在2001年的24个监测哨点中有5个哨点其注射毒品者的感染率在10%以上。在新疆伊宁市HIV感染率也超过80%，另有8个哨点HIV感染率在1%-10%之间，还有8个哨点也发现了少量的HIV感染者。
据2002年哨点监测资料，在新疆个别地区静脉吸毒人群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达78.5%的；云南省个别地区静脉吸毒人群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高于50%，在四川、广西、贵州等省的个别地区分别有50.0%、43.1%、34.8%的静脉吸毒人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全国有7个省份注射吸毒人群中HIV感染率超过10%。
艾滋病病毒已在部分省（市、自治区）注射吸毒者中出现广泛扩散。近年来在吸毒人群中的灶状爆发流行每年都有新的省份出现。至2002年底，总共有云南、新疆、广西、广东、四川、湖南、贵州、江西、北京等9个省（市、自治区），在当地的注射吸毒人群中发现了较严重的艾滋病流行（感染率超过5%），注射吸毒人群中存在较高的共用注射器比例，而且在过去的几年中不断有新发现的省份。2000年至2002年的监测资料和局部流调结果显示，在既往认为流行较低的地区，高危人群中的感染率达到某些高流行地区的水平。如，2000-2002年分别在江西、湖南、贵州的吸毒人群中发现艾滋病的流行，2000年哨点资料显示江西吸毒人群中HIV感染率为17.7%，2002年贵州部分地区的吸毒人群中HIV感染率为34.8%，2002年哨点资料显示湖南衡阳吸毒人群中HIV感染率为13.9%。说明艾滋病在注射吸毒人群中流行现状严重，且存在进一步传播的危险。
2.性传播——急剧增加的感染危险
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主要是高危行为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近年来，卖淫和嫖娟活动屡禁不止。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思想观念的转变，嫖娟成了一部分人的消费方式。而卖淫后的高额回报，不但吸引农村妇女进城卖淫，也吸引城市无业和下岗人员参与卖淫和性乱活动。
2001年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报告显示，暗娼中每次接客都用避孕套的比例不到10%。经性传播的比例从1997年的5.5%上升至2002年底的11.0%。我国哨点监测结果也显示暗娼HIV感染率呈增长的趋势：广西暗娼感染率1995、1997、1999、2000和2001年第一轮分别为0%，0.4%、6.3%、9.9%、11.1%和9.5%。另外，调查还发现部分地区婚检人群中HIV感染情况严重。在云南和新疆，个别地区孕产妇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分别达到1.3%、和1.2%，与周边高流行国家孕产妇HIV感染率水平类似。可见，我国艾滋病存在巨大的传播危险，艾滋病正由吸毒、卖淫嫖娟等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
3.男性同性恋行为——艾滋病扩散的巨大隐患
目前我国针对男性同性恋人群开展的干预活动非常少。而且作为一种性取向，同性恋在我国也不是违法行为。有关研究估计，我国有同性恋性倾向者占男性性成熟人口的2-5%，由此估计男同性恋者人口在千万以上。同性恋特殊的性行为方式，很容易造成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张北川等在1998-2001年四次调查结果表明，同性恋HIV感染率在2.5-17.7%；刘惠(2001)对北京400多名同性恋的监测发现，总体感染率约5%，其中在北京居住超过5年者感染率超过10%。由于各种原因，相当部分同性恋者也与异性有性接触，艾滋病病毒在同性间传播的同时，很有可能也扩散到异性人群（配偶和异性性伴）。同性恋者避孕套的使用率一般来讲低于15%。
二、未来我国艾滋病感染人数预测
近年来病人数量增加明显。据历年病例报告资料，累计报告AIDS病人数增长趋势明显：2002年全年报告艾滋病病例数比2001年增长46.4%，2001年比2000年增长206.4%。在1985年到2000年底的15年间，全国累计报告的发病人数为880例，报告死亡人数为466例，而在2001年和2002年两年合计全国报告的艾滋病病例和死亡人数分别达1719例和581例。可见，艾滋病病人数近年增长明显。在我国的部分省的个别重点流行地区，在2001年以后出现了病人集中发病和死亡现象，不仅对个人、家庭产生严重影响，也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据国际有关艾滋病自然史的研究结果和我国历年艾滋病感染者估计人数推算，历年艾滋病发病人数累计约20万人。估计目前存活病人数约为8-10万。在无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情况下，艾滋病病人发病后平均1-2年死亡，预示死亡高峰来临。
估计一个处在聚集流行状态下国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是非常困难的。虽然我国艾滋病监测系统在不断完善，监测哨点数量也在不断增多，但现有哨点监测系统覆盖的范围仍然非常有限，这为对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进行估计预测增加了难度。我们将最近的哨点监测数据与国外艾滋病流行预测的经验结合起来，对每种高危人群中HIV感染人数的估计，采用UNAIDS在聚集流行国家中通常采用的办法，即先估计出高危人群人数及其感染率的范围，HIV感染人数为各种组合的平均值。低危人群感染人数为低危人群估计数与感染率估计的积。来确定2001年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流行的估计数值。
考虑到未来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可能的干预力度，这里设计了三种艾滋病流行预测方案：
·高方案（保持现状）：假设未来不再增加干预力度，现患率保持目前的增长趋势。这是一个2010年现患率最高方案。
·中方案（晚行动）：假设开展全国范围有效的干预行动较晚，直到2007年时现患率才开始减慢增长。
·低方案（早行动）：假设较早开展全国范围的有效干预活动，2004年时现患率开始减慢增长，这是一个较乐观的方案。
可以看出，三种不同预测方案下，2001-2010年HIV现患率变化趋势。2010年HIV感染人数从低方案的较小数220万，到中方案的中间数500万，再到高方案的较高数接近1200万。2010年时高、中、低三种方案成人现患率分别是1.38%，0.59%和0.26%；2010年时三种方案艾滋病患者累计人数分别为200万，140万和100万。
三、艾滋病对个人和家庭造成的影响
1.经济负担——艾滋病影响个人和家庭的首要问题
首先体现在由于患病失去工作而造成的收入减少和巨额的医药费用造成家庭开支增大，以至于无力负担，使一个家庭在经济上陷入窘境。
通过对HIV感染者调查问卷的分析显示，感染HIV后，57%的人不再工作了，只有21%的人继续原来的工作。2%的人换了其它工作。根据刘康迈等2000年在八个省区及北京的两个医院对274名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进行的调查，感染HIV后，感染者／病人的家庭年收入平均比感染前下降了近30%。艾滋病感染者在发病前和发病后，有可能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力，再加上周围人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相当多的感染者都失去了工作，使家庭少了经济来源，从而导致家庭经济收入的降低。
在医药花费方面，调查结果显示，2001年每一个艾滋病人的平均每人每年住院次数为1.2次，平均住院天数在省级医院为20天，在县级医院为7天；平均每天的住院费用在省级医院为412元，在县级医院为174元，均高于同类医院住院治疗其他疾病的平均水平。再加上每年门诊治疗的费用，我们估计一个艾滋病人每年的平均医疗总花费（不包含进行抗病毒HAART治疗的费用）为17500元。调查病例中进行过抗病毒HAART治疗的艾滋病人每年的平均医疗总花费为82000104000元。最近，由于国产抗病毒药物的生产、面市，艾滋病病人的治疗费用会大幅度下降，但是药费加上检测费用，每年花费仍接近于2万元。这与被调查地区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6280元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253元相比，艾滋病的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平均收入水平。
另据刘康迈等人的另一个调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医疗负担形式主要是自费(75.5%)，其次是公费医疗(10.3%)和医疗保险(7.9%)。尤其目前许多艾滋病流行严重地区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治疗艾滋病的费用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
治疗艾滋病的花费和经济收入的减少，使许多家庭不得不减少储蓄，增加借贷，相当多家庭的消费结构往往发生重大改变，医疗保健花费大幅度增加，服装、食品等消费相应减少，许多家庭文教娱乐等消费基本取消，投资和生产经营支出也受到影响。
2.孤儿问题——艾滋病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另一个悲剧
艾滋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产生大量无人抚养的孤儿和老人。由于家庭主要的劳动力过早发病和死亡，失去父母的孤儿面临失学，营养和医疗保健水平下降，以及无人照料和教养的威胁；子女死于艾滋病的老人会由于失去成年子女的赡养而孤独地生活，可能会经历极度贫困和与世隔绝。据对中国某地143例艾滋病感染者调查，其中16.8%的感染者有5岁以下子女，这意味着他们的子女在未成年之前将成为孤儿。根据我们的测算，在HIV流行低方案情景下，到2010年，将产生13.8万艾滋病孤儿；在HIV流行中方案情景下，到2010年，将产生20万艾滋病孤儿；在HIV流行高方案情景下，到2010年，将产生26万艾滋病孤儿。
3.精神压力和负担——艾滋病还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负担与创伤
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承受着远远超过其他疾病患者的巨大心理压力。HIV感染者当得知自己血液检查结果是HIV阳性时，会沉浸于极度悲伤绝望之中。根据我们的调查，当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66.67%的人最初感觉是很忧伤、痛苦、害怕，38.10%的人感到震惊，不知所措，21.43%的人员觉得很丢人。33.33%的人想到过自杀，9.25%的人曾经自杀过。这都远远高于同期进行的其他疾病调查水平。
在是否受到歧视方面：有36.2%的HIV感染者和病人认为自己的家人因自己的病情而受到其他人的歧视；有51.6%的HIV感染者、AIDS病人认为周围的人在得知其感染后对其态度有变化，感觉到了明显的压力。态度变化依次为：“敬而远之”(28.5%)、“恐惧”(27.1%)、“冷漠”(25.8%)和“厌恶”(14.4%)。
感染了艾滋病往往意味着一个人可能丧失所有一切，会遭到社会的冷遇。在我们的调查中，当感染者的情况被朋友得知后，采取断绝关系极端行为的比例高达37.5%。由于害怕遭受歧视，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大多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调查结果表明只有33.3%的感染者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公开自己身份后，只有7.14%的人得到了周围人的关心，却有28.56%的人遭到周围的人的嫌弃，64.3%的人遭到周围人的远离。
4.感染者与病人的需求——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我们的调查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在社会歧视和经济压力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经济状况方面：44.1%的人表示生活出现了“经济困难”，22.8%的人认为自己“失去工作和自身社会存在价值”。62%以上的人认为HIV感染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了30%至100%。被调查者认为，造成HIV感染者和病人生活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因感染失去了工作和主要经济来源”(37.8%)和“就医花费较大”(37.5%)。
在医疗服务方面：75.5%的感染者或病人是自费负担医疗费用，认为其居住地完全能满足其医疗需求的占9.9%，认为不能满足其医疗需求的占49.6%。另外，被调查的HIV感染者和病人认为合理的医疗费用负担形式依次是：“国家和个人共同负担”(41.9%)、“国家负担”(22.2%)、“造成我感染的人或单位负担”(19.0%)，和“个人负担”(14.7%)。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看出：一是感染者和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是迫切的，医疗服务需求占所有需求的首位；二是多数H1V感染者和病人希望在医疗上得到外界的帮助寄以较大的希望，主要是希望国家能给予一定的支持。
在感染者的反应方面：在调查中发现，被调查对象对造成感染的人或机构应承担责任方面有较强的求诉。有40.6%的被调查者提出了要求造成感染的人或机构承担责任的求诉。35.2%的被调查者明确提出“不想追究”（其中部分人是由于个人原因造成感染的）；另有24.2%的感染者未表明态度。
在问及如因感染HIV而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时，是否有报复的想法时，40.1%的人表示有过此想法，其中18.2%的人以前有过现在没有了，另有57.0%的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表示没有过报复的想法。另外在问及其如有报复的想法，其准备报复的方式时，有80个人回答了此问题。其中11.3%的人表示已有明确的打算，26.3%的人表示有想法但不准备回答调查者，另62.5%的人表示还没想好具体办法。
从调查结果看，尽管只有40%的HIV感染者有过或曾经有过报复的想法，而且只有11%的感染者和病人有了具体行动的打算，这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应看到绝大部分还没有报复的打算，或者还在犹豫或观望，说明我们有可能通过工作改变其生活环境而改变他们的想法和认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这些人是在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前提下才会产生极端的想法，这也提示我们做好感染者和病人的护理和关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以上调查结果来看，解决好HIV感染者和病人的基本医疗和生活需求问题，是减少他们的心理压力和可能出现的极端反应的前提条件。因此，解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需求和面临的压力，不仅是一个慈善和人道的问题，它既关系到社会道德水准，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四、艾滋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对宏观经济总量的影响
到2010年，假定艾滋病在我们预计的低方案流行的话，国家GDP总量比没有艾滋病流行减少76亿，十年累计减少225亿，在中方案流行的情景下，GDP总量比没有艾滋病流行减少118亿，十年累计减少319亿，在高流行方案流行的情景下，GDP总量比没有艾滋病流行减少159亿，十年累计减少400亿。
以上是未考虑感染者采用鸡尾酒疗法时的结果，若考虑到部分病人采用每年费用高达10万元的鸡尾酒疗法进行抗病毒医疗（这是以2001年的费用计算，目前国产抗病毒药已问世，药费将大幅下降），如果接受此疗法的比例保持调研中发现的0.024%的比例，在HIV流行高方案情景下，GDP总量比没有艾滋病流行减少160亿，十年累计减少402亿。这个结论是在接受鸡尾酒疗法比例很低的情况下得出的，如果增加接受鸡尾酒疗法的比例，假如到2010年接受治疗的比例达到10%，那么，GDP总量将减少225亿，十年累计减少570亿。
2.艾滋病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艾滋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应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指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间接影响是指由于劳动力的损失而减少对经济的贡献。据美国估计，美国第一批1万名艾滋病病人医疗费用为15亿美元，因其过早死亡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为47亿美元。
由于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大多是青壮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过早死亡，必然会减少一国的劳动生产力和经济产出。根据云南的一个资料，调查感染者239例，平均死亡年龄为28.4岁，云南的另一个调查资料表明，163例感染者中，目前有107例死亡，平均死亡年龄中位数为35.17岁，在我们这次调查的166份病案中，艾滋病患者平均年龄为38岁，从访谈得知，艾滋病从发病到死亡，通常经历3个月到1年左右，因此可以认为其发病年龄就是死亡年龄。考虑到各个调查结果的差异，我们采取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假设我国艾滋病人的平均死亡年龄是35岁，平均损失工作年限25年（减少对GDP贡献25年），应用适当的贴现率，那么一个艾滋病人的间接损失为11万元，调查结果显示，一个艾滋病人的存活时间为3个月到1年，因此，一个艾滋病人对社会总的损失为13万元。
根据国内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若以艾滋病病人平均死亡年龄为35.22岁和中国人均劳动年龄至60岁及每人每年创造社会财富约1.5万元人民币计算，平均因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减少创造社会财富而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约37万元人民币。若到2002年底感染人数累计达100万，全国因艾滋病病毒感染增加的医疗费用和社会经济损失将达3700亿元人民币。如果预防措施不得力，到2010年艾滋病病毒感染数达到1000万的话，这一数字会超过37000亿人民币。
五、艾滋病流行造成的社会问题和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1.加大贫富差距，导致贫困人口增加
艾滋病流行将导致贫困人口增加，加大贫富差距。目前我国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居住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自然资源匮乏，包括卫生和教育等在内的社会资源更少，而贫困人口较多。人们为了增加收入，可能卖血、卖淫，这就为艾滋病病毒传播提供了条件。而患病会使家庭收入减少和医疗花费增加，导致这些地区的人们更加贫困。现已发现在中国的一些原本已经脱贫走上小康之路地区的农民，因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而返贫。这种因病致贫的现象加大了中国部分地区的贫富差距。而贫困人口较多，人们为了增加收入，可能卖血卖淫；为了减少花费，可能使用便宜而不卫生的针具，这就造成这些地区极易传播流行艾滋病病毒。而患病会使家庭收入减少和医疗花费增加，导致这些地区的人们更加贫困，艾滋病将拉大地区间贫富差距。
2.加剧社会不安定因素，造成社会恐慌
由于对艾滋病的恐慌，各种关于艾滋病的谣传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的安全，如：2000年7月26日《辽沈晚报》报道，由于盘锦市流传“吃西瓜患艾滋病”的谣言，一些消费者顾虑重重，使西瓜销量大大不如往年，谣言让瓜农们蒙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2001年年底以来，在天津、北京、石家庄等一些城市发生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慌心理，别有用心报复社会，自称是艾滋病患者，使用“扎针”手段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案件。艾滋病传闻由于其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常常被夸大、被扭曲，不但使当地人心惶惶，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造成了的重大影响。
3.损害国家形象，造成政治危机
1995年前后，由于不规范的采供血活动及非法的地下采浆活动，在以河南为主的中原几个省份的职业献血人群中出现了较严重的艾滋病流行，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2001年11月17日《参考消息》转载了外电的报道，文章中公开指责，对于河南省艾滋病的发生和流行中，政府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严重损害了当地政府的形象。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感染者与当地政府部门发生冲突的事件。
关于河南经卖血造成艾滋病病毒传播问题，经媒体“炒作”之后，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卫生领域，不仅对河南省而且对国家都造成不良影响。此类问题如处理不好甚至会带来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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