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视野中的艾滋病流行及防治

【原文出处】广西民族研究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200401

【原刊页号】21～30

【分 类 号】C4

【分 类 名】社会学

【作 者】黄剑波

【作者简介】黄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邮编　100081

【内容提要】自从1985年中国报告第一例艾滋病以来，艾滋病在中国迅速传播和流行。时间虽短，流行速度却极快。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本文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对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趋势、艾滋病流行对个人及社会的影响、艾滋病流行的原因及艾滋病防治工程诸方面展开论述。

【摘 要 题】社会问题

【关 键 词】艾滋病/流行趋势/高危人群/人文关怀

　　艾滋病在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 2001年 3月 20日 的报道《中国，正奋勇向艾滋病大国迈进》引述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的话，“开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艾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艾滋病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人民健康和公共卫生问题，以及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1.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状况
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大致经历了传入期（1985—1988年）、扩散期（1989—1993年）、增长期（1994—1997年）和快速增长期（1998年至今）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传入期（1985—1988年），患者主要为外国人或海外归国人员。第二阶段为扩散期（1989—1993年），艾滋病从7个省迅速扩散到21个省，主要以吸毒人群为主。第三阶段为增长期（1994—1997年），全国除青海以外的30个省市区均发现感染病例，而且于1996年发现第一例母婴传播病例。第四阶段为快速增长期（1998年以来），艾滋病覆盖了全部31个省市区，部分地区出现爆发性流行。
据中国艾滋病病例报告资料显示，近年来艾滋病流行形势日趋严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例报告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从1999年开始，累计艾滋病病例报告数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图1），已经全面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港、澳）（注：中国国家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 2003年 12月 1日 。）。据卫生部报告，截至 2003年 6月 30日 ，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5092例，其中艾滋病病例3532例。另据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共同进行的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初步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注：然而这个84万的数据本身还是一个问题，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也承认，按照流行病学的测算标准来看，这只是取了60万到150万之间的一个中位数。）。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测算，全国累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估计数已达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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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历年报告数（1985—2002年）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历年公布资料
尽管成人感染率还不到0.1%（表1），在全球范围仍处在低流行状态，但感染人数较大，传播范围较广。
　　表1　中国成人HIV感染估计数

*中国卫生部历年公布数；*中国病例报告资料
更为严峻的情况是，在目前存活的84万感染者中，已经发现并报告的只有4万多例，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95%的传染源在哪里还不知道。中国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沈洁曾表示，“如果控制不力，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就算在控制有力的情况下，最乐观的估计也是150万人（注：寿蓓蓓，2001：“爱滋困境与出路”，见《南方周末》 2001年 11月 29日 。）。
2.当前的艾滋病流行趋势分析
据卫生部 2003年 12月 1日 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显示，从1997年以来，中国艾滋病流行的总体情况表现为：流行范围进一步扩大，上升趋势明显；地区和人群差异显著，局部地区和人群出现高流行现象；艾滋病发病和死亡的高峰期已经来临；高危人群中的流行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并且开始向一般人群扩散；艾滋病流行的危险因素广泛存在，扩大流行的潜在危险很大；在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艾滋病流行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
吸毒及采供血人群中流行严重，吸毒和采供血仍然是主要的传播途径。近年来，在艾滋病传播迅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吸毒、卖淫妇女等高危人群的感染率增加趋势明显。2000年至2002年的监测资料和局部流动调查结果显示，在既往流行率较低的地区，高危人群的感染率也持续上升，如2002年贵州部分地区的注射毒品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达34.8%，达到某些高流行地区的水平。
1989年，云南首先报告了吸毒人群中的艾滋病感染病例。1995年开始，四川、新疆等其他省（市、自治区）也陆续在该人群中发现病例。到2002年底，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均报告了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
近年来，艾滋病病毒在部分省（市、自治区）注射吸毒者中出现广泛流行（表2）。　哨点监测和流调数据表明，云南、新疆、广西、广东、四川、湖南、贵州、江西、北京等9个省（市、自治区）在当地注射吸毒人群中发现了较严重的艾滋病流行，感染率超过5%。在2001年的24个监测哨点中，有5个哨点注射毒品者的感染率在10%以上。另据调查，在四川、广西、贵州等省的个别地区，注射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分别达50.0%、43.1%和34.8%，新疆和云南部分地区注射毒品者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80%。
　　表2.在吸毒人群中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省份和年份

资料来源：中国艾滋病病例报告资料
1995年前后，在许多省，特别是中部省份，由于非法和不规范的采供血（浆），造成了大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据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在河南、安徽、山西、陕西、湖北、河北、山东、贵州等省既往有偿采供血人员集中的部分地区，该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10%到20%，最高达60%（如河南上蔡文楼村）。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2001年在河南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部分地区卖血（浆）现象十分普遍，在60岁以下的成年人中，21.6%的人为有偿献血员，而在20-59岁人群中，有偿献血员的比例达42.8%。卖血集中的村庄，一个村有数百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开始进入艾滋病发病、死亡高峰。据历年病例报告资料，近年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人数增长趋势明显。从1985年到2000年底的15年间，全国累计报告发病人数880例，报告死亡人数466例，而2001和2002两年合计全国报告的艾滋病病例和死亡人数分别达1759例和581例。2002年全年报告艾滋病病例数比2001年增长46.4%，2001年比2000年增长206.4%，艾滋病病人数增长明显。在河南、安徽等省艾滋病流行严重的部分县市，2001年后病人集中发病和死亡，不仅对个人、家庭产生严重影响，也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据推算，历年艾滋病发病人数约20万人，估计存活8-10万，在未来五年当中，累计约有30万病人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在无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情况下，艾滋病病人发病后平均2.5年死亡，提示死亡高峰来临。
艾滋病流行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据《新华网》 2001年 11月 30日 电，卫生部前部长张文康公开发出警告说，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正在逐渐从有高危行为的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事实上，艾滋病流行确实正在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部分地区婚检人群中已发现较高艾滋病感染率。1997年新疆伊宁市开始对婚前体检者进行血清HIV抗体无关联检测，当年在检测人群中HIV感染率为1.72%。2001年在伊宁婚检人群的一次调查中，共检测2024人，感染率为1.14%，其中男性感染率为1.78%(NCAIDS,2001）。
2)母婴传播继续增加。自1995年首次发现母婴传播以来，母婴传播的比例逐年增长。病例报告数据显示，母婴传播的比例从1997年的0.1%上升到2002年的0.4%（表3）。　在河南流行严重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某村儿童的感染率高达5%，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有38.2%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表3.1997～2002年历年报告病例中母婴传播的比例

资料来源：全国艾滋病病例报告资料
在云南和新疆，个别地区孕产妇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分别达到1.3%和1.2%，与周边高流行国家孕产妇HIV感染率水平类似。
3)通过性接触传播的比例增加。国际经验表明，艾滋病的广泛流行往往通过性接触传播。我国艾滋病病例报告结果显示，经性传播的比例从1997年的5.5%上升至2002年底的11.0%（图3）。哨点监测结果也显示暗娼HIV感染率呈增长的趋势。例如，广西暗娼感染率1995、1997、1999、2000和2001年第一轮分别为0%，0.4%、6.3%、9.9%、11.1%和9.5%。卖淫妇女人数巨大（专家估计卖淫妇女人数在600万以上），而一直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不到被调查的20%。
中国的性病监测资料表明，性病流行在过去十几年来呈总体上升趋势。性病病人艾滋病感染率总体较低（在已发现性病病人艾滋病感染的省份，感染率约为1.8%以下），但在云南省个别艾滋病监测哨点曾发现高达8.1%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以上情况提示，通过不安全性行为或卖淫嫖娼行为将艾滋病传播到一般人群的情况不仅正在发生，而且有可能成为中国艾滋病广泛流行的主要途径之一。
以往病例报告资料显示，我国经同性性传播的比例较低（2001年累计报告数中，同性传播的比例仅为0.2%），但在局部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该人群的感染率并不低。据2001年年底在哈尔滨市的调查，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为1-3%。2001年在北京对400多位男男性接触者的监测发现，总体感染率约5%。另据张北川的不完全的调查，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有21个、27个和29个省市自治区有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感染率分别为17.7%、4.9%和5.5%（注：转引自李虎军，2001：“张北川，同性恋人群的健康”，见《南方周末》 2001年 11月 15日 。）。
3.艾滋病分布及流行的地区差异和人群差异
从全球来看，艾滋病的传播极不平衡，在全球现有的4200万感染者中，绝大部分分布于第三世界国家，其中70%（即2940万）分布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地区（注：UNAIDS,2002,Report on the Global HIV/AIDS Epidemic.）。同时，在这些艾滋病高发国家，主要的受感染者是贫困人口。一些学者指出，艾滋病在世界的传播迄今未能得到遏制，重要的并不在于生物原因，而是由于导致其在不同传播的社会历史背景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改变（注：例如：Farmer,P,1992.AIDS and Accusation:Haiti and the Geography of Blame.Berk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事实上，艾滋病在中国的分布及传播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艾滋病分布和流行的地区差异表现在艾滋病主要流行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艾滋病流行状况在不同地区存在着明显差异（图2），在特定的地区和人群，艾滋病流行严重。　例如：云南已经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万例。除云南外，新疆、广西、四川、河南、广东省（区）的累积报告病例数均超过1000例，估计数达到或超过4万例。在这五个流行程度最严重的省区中，除广东外，其余四个省区都地处西南或西部地区。在这些地区里，受侵害最严重的又主要是其偏远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包括城市里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如云南的临沧、思茅、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四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新疆的伊宁，广西的百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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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截止2002年12月底，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2002年中国艾滋病病例报告
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方式也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西南和西部省份，如云南、广西、四川、新疆等地，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静脉注射吸毒者共用针具。中部的河南及其周边省份的重要传播途径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大量存在的以追求暴利为目的的不按照卫生法规和操作规程进行的采血经济活动。性传播目前还未发现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还保留在比较分散的阶段，但也出现个别地区性感染率较高的现象。根据一项在云南进行的田野调查显示，个别地区性成为主要传播方式。一个村庄已发现的4个因艾滋病死亡的村民中，除了一个婴儿是母婴传播的结果，其余3个成人都是通过性传播感染上的（注：翁乃群，2003：“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动力”，见《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艾滋病分布和流行的人群差异表现在其主要流行于处于经济和社会地位弱势的农村及城市中的贫困人群中。目前，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以农村人口为主。2002年10月，艾滋病专家吴尊友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访谈时指出，艾滋病感染者中农村人口占80%以上。这里的农村人口准确地讲，应是指被卷入到人、物、资本和信息高度流动的市场经济潮流中的农村人口。云南从1998—2000年连续3年的HIV感染者职业构成统计数字表明，感染者中农民和无业人员所占比例都在70%以上。四川1987—2000年期间HIV阳性者的职业构成比例表明，农民占感染者总数的76%以上（注：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2001：“四川省及云南省性病艾滋病形势分析”。）。这表明，艾滋病在中国同样对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民众和社会下层的伤害最为显著（注：翁乃群，2003：“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动力”，见《社会学研究》2003年5期。）。
在共用针筒吸毒、有偿采供血、无保护的商业性行为等高危行为人群中，主要是社会边缘和弱势人群，包括城镇无业人员、农村流动人口、少数民族、青少年等。事实上，正是由于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容易或被迫或“自愿”地选择高危行为，如从事性服务工作、吸毒和卖血等。
不少人疑为吸毒只有在有钱人中才会出现。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在许多国家，吸毒和酗酒一样主要发生在社会下层或社会弱势群体中。在中国，生活在毒品非法流通通道（如云南、四川、新疆等地）上的社会弱势群体常常是毒品的主要受害者。
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妇女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城市贫困家庭。不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性别上，她们均处于从属或低微阶层。而对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的巨大的流动人口来说，普遍出现农村人口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况。这些青壮年流动人口正常的生理需要得不到相应的满足，同时他们又生活在缺乏原有社会支持和控制网络的新环境中。这就导致其中许多人性行为的变化，多性伴侣和婚前性行为日渐普遍。而且，许多男性还选择付费的商业性行为。事实上，在庞大的性产业中，为民工提供廉价性服务的市场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而他们通常都缺乏正确的艾滋病及其防治的相关知识，多数是无保护的性行为（详见第3章）。
在艾滋病比较严重的河南一带的中原地区，艾滋病的蔓延就是以非法卖血活动猖獗的豫东向周边的山西、河北、安徽等省的贫困农村辐射。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在致富乏门的情况下，成为前去购买血浆的商人的主要采血对象。而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这些商人和血站完全不顾卫生操作规程，致使许多试图通过卖血致富（实际上不过是想获取点现金改善一下生活）的农民感染上艾滋病（注：高昱，2001：“血祸”，见《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6期。）。
　　艾滋病流行对个人及社会的影响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其他联合国机构2003年发表的最新数字显示，全球累计感染艾滋病人数为6500万，其中2800万已经死亡。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全球卫生和发展问题，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据同一数据显示，全球因为艾滋病失去父亲或母亲的15岁以下儿童超过1400万，到2010年预计将增至2400万（注：转引自http://www.aidscn.com/news-detail.asp？id=1530）。
1.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
艾滋病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由于患病而造成的收入减少和巨额的医药费用的增加，所导致的家庭经济负担的加重，使个人和家庭在经济上陷入困境。这也可以被认为是艾滋病对微观经济的影响。
在医药花费方面，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对北京两家收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医院进行回顾性调查，平均每人每年医疗费用为54549元人民币，其中87.22%为住院费用。最近，由于国产抗病毒药物的生产、面市，艾滋病病人的治疗费用会大幅度下降，但是药费加上检测费用，每年花费仍接近于2万元。而被调查地区同期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6280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2253元人民币。显然，治疗艾滋病所需的费用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
艾滋病对个人和家庭的另一方面影响则在于其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和心理压力，并且受到周围人群的歧视和鄙弃。根据调查显示，当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66.67%的人最初感觉是很忧伤、痛苦、害怕；38.10%的人感到震惊，不知所措；33.33%的人想到过自杀，9.25%的人曾经自杀过（注：课题组，2002：“艾滋病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2.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艾滋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应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指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间接影响是指由于劳动力的损失而减少的对经济的贡献。
根据有关专家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以我国艾滋病病人的平均死亡年龄是35岁，平均损失工作年限25年（减少对GDP贡献25年）计算，一个艾滋病病人的间接损失为11万元。研究结果显示，若到2002年底感染人数累计达100万，全国因艾滋病病毒感染增加的医疗费用和社会经济损失将达3700亿元人民币。如果预防措施不得力，到2010年艾滋病病毒感染数达到1000万的话，这一数字会超过37000亿13。2003年11月克林顿到清华大学演讲时提到，如果到2010年中国真的出现上千万艾滋病感染者，以800万农村感染者计算，由此造成的贫困人口将高达2400万到3200万，而这将使中国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注：转引自曾鹏宇，2003：“中国‘防艾’进入‘免费治疗’阶段”，见《北京青年报》 2003年 12月 1日 。）。
3.对社会卫生资源的消耗
在世界范围内随着艾滋病发病人数的增多，给各国的卫生部门带来了空前的压力。据估计，美国第一批1万名艾滋病病人医疗费用为15亿美元，因其过早死亡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为47亿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到1992年底，仅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用于我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累计花费为3000万元人民币，卫生部从1993年到1998年投入的艾滋病防治经费为5490万元。从1998年后，中央政府的艾滋病防治经费投入每年增加到1500万，2001年后再次增加到每年1个亿，最近为了应付艾滋病病人急剧增加的情况还要大幅度增加投入。
但是，即使这样依然不能满足防治工作的需求。以预防干预工作为例，从目前一些较成功的艾滋病干预项目来看，对每一个高危目标人群进行有效的干预（为期6个月，使目标人群知识知晓率在原有水平上提高30%一50%，使安全套使用率在原有水平上提高30%～50%）需要200～400元人民币。如果每年仅对目前估计高危人群数量的10%进行干预，考虑到推广过程中成本下降等因素，每年将需要6000万～1.2亿元人民币。如果要达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干预，干预力度至少要达到60%，那么，至少需要人民币3.6亿到7.2亿。仅此一项，按我国目前的预防控制艾滋病的投入力度，即便是加上省级的投入，也远远不能满足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实际需要。另外，艾滋病不仅仅消耗卫生资源，同时也消耗其他资源，如社会为照顾艾滋病孤儿和孤老所消耗的资源。
4.导致大量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艾滋病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给社会遗留下大批孤儿。据对中国某地143例艾滋病感染者调查，其中16.8%的感染者有5岁以下子女，而他们的子女在未成年之前将成为孤儿。据统计，截止2001年，中国因艾滋病而出现的孤儿已达7.6万人，占全部孤儿的1%（注：http://www.avert.org/aidsorphans2.htm.）。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在艾滋病低流行情况下，到2010年，将产生13.8万艾滋病孤儿；在中度流行情况下，到2010年，将产生20万艾滋病孤儿；在高流行的情况下，到2010年，将产生26万艾滋病孤儿（注：课题组：2002：“艾滋病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其次，艾滋病流行将导致贫困人口增加，加大贫富差距。目前我国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居住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自然资源匮乏，包括卫生和教育等在内的社会资源更少，而贫困人口较多。人们为了增加收入，可能卖血、卖淫，这就为艾滋病病毒传播提供了条件。而患病会使家庭收入减少和医疗花费增加，导致这些地区的人们更加贫困。现已发现在中国的一些原本已经脱贫走上小康之路地区的农民，因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而返贫。这种因病致贫的现象既加大了我国部分地区的贫富差距，也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另外，对艾滋病的歧视、失业、失学等也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艾滋病流行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将不仅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还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民族的兴旺。
再次，由于对艾滋病的恐慌，会造成社会恐慌，而加剧社会的不安定。2001年以来，在天津、北京等地曾发生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慌心理，声称自己是艾滋病患者，使用“扎针”手段扰乱社会治安的案件。而关于艾滋病的传闻常常被夸大、被扭曲，甚至达到危言耸听的程度，这些都有可能造成不同范围的重大负面社会影响。
5.如果不能有效防治艾滋病及解决由艾滋病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将会损害政府形象，造成政治危机。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是全球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防治工作开展不力，将影响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开明的、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2001年 11月 17日 《参考消息》转载的外电报道公开指出，河南卫生部门对河南省艾滋病的出现和流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今年以来一些国际人权组织频频把中国列为“观察对象”，从人权的角度，对中国的防治艾滋病工作大加指责，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注：转引自平余，2003：“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政治解决”，见《了望东方》 2003年 11月 30日 。）。
　　艾滋病流行的因素分析
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和流行有其与其他地区相似的原因和途径，也具有一些相对比较独特的因素。事实上，除了高危行为这个众所周知的因素，以及医源性传播这个公共卫生因素之外，也需要关注艾滋病传播中的一些相关社会文化因素。
1.高危行为：毒品；商业性行为；男同性恋
静脉注射吸毒人数增加，共用针具比例较大。在中国，吸毒现象在地区分布上呈现相对集中的特点，共用针具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最主要途径。1999年，中国公安部报告有68.1万名登记在册的吸毒者，到2001年，中国在册吸毒者的数量已超过90万，但按国际惯例估计的数字要高出数倍至10倍。由于注射吸毒对瘾君子而言更为经济和有效，越来越多的吸毒者从口吸转变为注射吸毒，根据对局部地区戒毒所的调查，超过50%的注射吸毒者共用注射器具。
卖淫妇女人数众多，安全套使用率低。在中国部分地区的宾馆、按摩院、卡拉OK厅、酒吧，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卖淫现象。而类似情况不仅在城市中存在，在一些农村地区、边陲小镇和主要交通干线的车站、码头也存在。据专家估计，目前中国共有400万～600万卖淫妇女。卖淫行为在中国是非法的，政府在每个省都建立了“收容教育所（再教育中心）”。在这些中心里，着重对卖淫妇女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但是许多妇女在离开中心后，由于种种原因还是继续从事卖淫活动。在卖淫妇女人群中，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虽有所增加，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图4），这极大地增加了她们感染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的危险。
男性同性恋中危险性行为普遍存在。据有限的调查，中国的男性同性恋人群中普遍存在危险性行为。对857名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中，该人群有77%的人有过肛交，59%的人与女性发生过性关系，仅有9%的人使用安全套，安全套使用率非常低。此外，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定期到同性恋聚集的场所，还有一些人从事卖淫活动。尽管既往病例报告资料显示艾滋病在中国经同性性传播的比例较低（2001年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数中，同性传播的比例仅为0.2%），但在局部地区，调查数据显示该人群的感染率并不低。据2001年底在哈尔滨市的调查，男性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为1-3%。2001年对北京400多名男性同性恋者的监测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约5%。加之中国同性恋人群的基数大（有关专家估计，中国的同性恋人群约为200-300万），存在着艾滋病病毒经男性同性性行为在该群体中广泛传播的巨大危险。
2.医源性传播
中国边远地区的输血过程仍存在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自1995年以来，中国在临床用血方面做了明确规定，要求在使用血液前对其进行艾滋病病毒和其他经血传播疾病的筛查，但在农村地区仍有经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例发生。中国卫生部与红十字会已经在血液安全和自愿无偿献血方面开展了培训和宣传，但是，人们安全献血和输血的意识还有待提高，临床安全合理用血方面的人群培训也亟待加强。
在中国，造成医源性传播有以下几个原因：边远地区卫生条件差、缺乏相应设备；医疗器械消毒不彻底；缺乏普遍性防护的培训；另外，医务人员的职业暴露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部分城市的医疗机构没有认真执行对一次性注射器和针头进行销毁的规定，也增加了医源性传播的危险。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没有关于医源性传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的估计，但有证据表明，在注射、输血、分娩等过程中存在的不安全医疗操作与乙肝、丙肝以及艾滋病等疾病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农村地区不安全注射的比例高达50%。医务人员消毒不严格、操作不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个别医疗卫生机构的消毒工作合格率仅为77.5%。
另外，据报告，在中国一些农村地区，高达60%的妇女报告患有生殖道感染，许多妇女患了生殖道感染后，由于医疗费用高、就医距离远、缺乏女性医生等原因，使她们得不到及时、规范的治疗。妇女中存在的高生殖道感染现象使她们处在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状况。
3.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困与人口流动
在市场改革和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越来越明显，突出地表现在城乡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由于他们在市场面前缺乏竞争力，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民大多只能从事有可能危及自己身体健康的行为，包括卖淫、出卖血液（浆）和贩毒吸毒等。而贫困的经济状况、心理和生理方面存在的压力，以及医疗卫生知识的匮乏等因素，使他们在面临包括艾滋病在内的一些危险时表现得极其脆弱，很容易受到伤害。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很容易把病毒带回农村，成为把病毒从城市带到农村的桥梁，增加了艾滋病在农村流行的危险。
在中国，流动人口总数高达1.2亿，大部分流动人口处于性活跃年龄，离开原住地后，他们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交往范围和性行为等方面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生理需求、观念转变、经济考虑和知识缺乏等因素使他们更容易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由于担心受歧视、失去工作和不愿意花钱，大多数人在感染性病后不去医院或诊所寻求医疗服务，从而增加了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机会。
4.性别歧视、男女不平等与人口比例失调
与男性相比，中国女性通常接受的教育较少、收入较低、社会地位较低，缺乏有关性和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无法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要求性伴（配偶）采取安全性行为，缺乏或不能够充分利用就医机会，这些使得她们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因素增加。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比率越来越接近，从1997年的7:1发展为2002年的4:1。女性感染速度增长快，越来越多的女性处于感染的危险之中。
与城市妇女相比，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更低。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妇女一旦结婚，就离开她以前熟悉的社会关系网，在新的家庭中常常处于最低的地位，很少能够获得社会服务系统的帮助。由于文化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原因使她们中的许多人缺乏性和生殖健康的知识。这些都构成了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又一个挑战。
由于受传统社会性别的影响，一些男子往往会强迫其性伴在不愿意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并拒绝使用安全套。有些拥有多性伴，并且将酗酒视作为男性的象征。这些都增加了男性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另外，他们还往往不太关注自己的健康。因此，在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制定和项目设计中，应该考虑社会性别问题。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由于多年的性别歧视观念及在生育上的优先取舍，中国现在的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现象已经比较严重。据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目前中国男性有65355万人，占总人口的51.63%，女性有61228万人，占总人口的48.37%。男女性别比为106.74，尽管这个性别比数据表明失调还不严重，与国际上比较普遍的105差别还不大，但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实际上男女人口相差的绝对数高达4000多万。更为严峻的是，这个局势仍然在进一步恶化。据同样的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2，远远高出正常值103至107。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个形势近期得不到有效控制的话，再过若干年，就将会有超过5000万的光棍。其结果必定会带来众多的社会问题。就目前来看，中国人口比例失调最严重的省份分别是广西(112.73)、海南(112.54)、云南(110.06)和贵州(110.02)，无一例外都是西部省份。其中，云南和广西是目前中国艾滋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5.知识缺乏与社会歧视
社会公众，尤其是脆弱人群严重缺乏艾滋病相关知识。根据一项对202名在宾馆、按摩院、发廊和舞厅工作的卖淫妇女知识、态度、行为(KAP)的调查，尽管大多数人知道性交可以传播艾滋病，但是很少人知道可以用安全套来预防（知晓率14%～30%）。只有极少人(2%～30%)认为自己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70%一92%的人表示她们需要更多有关性病和艾滋病的知识。
一个中国社会调查公司在4个大城市进行的调查发现，75%的接受调查的人表示，他们将躲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45%的人相信艾滋病是道德败坏的结果。在四川内江对1148名群众进行的调查发现，88%的人希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不要与其他人群有社会交往。另外，30%的人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应当在封闭的疗养院接受关怀。另外，几乎所有的人(97%)都表明他们需要得到与艾滋病相关的信息。这种知识的缺乏和误解是造成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歧视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加剧了艾滋病的流行。
　　社会文化视野中的艾滋病防治工程
客观来说，自中国发现艾滋病以来，近几年来，全国范围内艾滋病防治工作力度明显加大，主要表现为政策的制定、经费的投入和卫生系统以外的一些部门和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明显增多，预防和关怀治疗的措施得到了一定的重视。 2003年 12月 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前往北京地坛医院，看望医院工作人员和艾滋病患者，并首次提出实行“四个免费”，即免费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免费匿名检测、免费实施母婴阻断及免费让艾滋病患者的孤儿上学（注：转引自“温家宝握手艾滋病患者”，见《新京报》 2003年 12月 2日 。）。这表明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事实上，中央政府已向各级政府和部门提出要求，从人民健康、民族兴衰、国家发展的高度认识艾滋病防治工作。1994年前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全球艾滋病政府首脑会议，并在《巴黎宣言》上签字。2001年，前卫生部长张文康代表中国政府又在联合国特别联大的《承诺宣言》上签字，正式做出政治承诺。
虽然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进展，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防治工作中仍然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1998年国务院下发的《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和2001年下发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目标的实现，艾滋病病毒在中国的大范围流行将难以避免。同时，考虑到危险因素的广泛存在，我们需要拿出相应的对策。
艾滋病防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社会工程，政府应当并且必须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各级政府强有力的政治承诺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先决条件。政府的角色基本上体现在四个方面：领导、协调、监督和投入。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显著加强了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但与日益增长的防治需求仍然存在较大的距离，组织协调力量薄弱仍是目前开展工作的突出问题。
1.从治疗转向预防
艾滋病防治工作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止其继续扩散和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改变过去那种堵窟窿的做法，从治疗为主转向以预防为主。这就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即建立完善的监测体系，以及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和广度。
尤其在宣传教育方面，我们需要制定全国综合性艾滋病宣传、交流、传播策略，明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包括政策制定者，媒体工作者，青少年，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的宣传要点、频度、方式及载体。在确保宣传覆盖面的基础上，应当突出对边远地区、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艾滋病宣传，以及反歧视方面的宣传。
更进一步来说，我们希望能按《中长期规划》的规定和教育部的要求尽快在全国开展大规模师资培训，开展以生活技能培训为核心的学校艾滋病教育活动；积极支持针对辍学和校外青少年的艾滋病试点，探索可行的工作机制和方法，积极推进将艾滋病作为普及基础教育内容的《全民教育行动计划》的出台。
2.对感染者的医疗及关怀
对于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个人及群体，首先当然是提供更为廉价、有效的治疗。这就需要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并为医护人员提供规范诊断、治疗和护理方面的培训。同时，还要继续国产药物包括中医药的研发及疫苗研究，探讨多渠道筹集艾滋病医疗费用，鼓励多渠道、多形式（政府、亲属、社区、社会福利、全球基金和国内外慈善机构等）地解决艾滋病病人治疗费用和药物问题。
在治疗的同时，艾滋病感染者更为需要的是社会理解、关怀和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推动以关怀和治疗为主的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的开展，综合防治示范区的建设应该鼓励包括感染者及其家庭在内的全民参与。就目前已经出现的艾滋病孤儿问题，我们也要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地解决他们的教育、生活、医疗以及社会保障问题。
3.高危人群干预
针对高危行为及高危人群的不同特点进行相应的干预行动。在血液安全方面，我们要严厉打击任何可能出现的非法采供血现象，大力推行公众无偿义务献血。同时，继续加强地方艾滋病检测能力的建设，逐步解决边远和贫困地区临床血液自采自用问题。
在吸毒人群中，开展美沙酮替代疗法和针具社会市场营销、针具交换试点，尽快推广试点成功经验，出台干预活动操作指南，支持卫生及相关部门和团体开展上述干预活动。另外，针对吸毒人群低龄化的特征，加强对青少年的反毒品滥用和以生活技能培训为基础的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
在不安全的商业性行为方面，有必要大范围推广娱乐场所100%安全套项目，并加强性病规范化管理。加大性病诊疗市场整顿力度，规范性病医疗市场，尽快建立和实施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案，加强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培训和公众就医行为的正面引导和宣传，改善性病诊治水平和服务质量。
就普通人群来说，我们需要重视流动人口在性病艾滋病防治方面的需求，鼓励社会各界在农民工的流出地、流入地和流动过程中提供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和服务。
4.脆弱人群关怀
前面已经谈到，中国艾滋病分布和流行的区域差异及人群差异都表明，受到艾滋病侵害最大的是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和弱势的人群，也就是“脆弱人群”(vulnerable populations)。导致人们在艾滋病问题上“脆弱”的因素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生活方式被结构性因素所决定，如传统观念、价值和实践，以及政治和全球经济体系；二是贫困、缺乏教育、社会性别和阶级不平等（注：Joint UN Program on HIV/AIDS,UNAIDS Geneva.2000.Report on the Global HIV/AIDS Epidemic.）。具体到中国的处境而言，脆弱人群主要包括：青少年、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被拐卖的妇女）、农民工、囚犯、少数民族等（注：The UN Theme Group on HIV/AIDS in China,UNAIDS,2002.HIV/AIDS：China’s Titanic Peril-2001 Update of the AIDS Situation and Needs Assessment Report.）。
我们也提到艾滋病防治工作成败的关键在于预防，而为了达到预防的效果，我们要进行对大众的宣传教育，进行对高危人群的干预措施，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这些脆弱人群提供相应的社会关怀，以帮助他们避免从脆弱人群沦为高危人群，并进而成为感染人群。这样的预防措施才是对源头的控制，才能真正保证防治工程的成功。
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如何做好这项工作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巨大挑战，是涉及社会安定、民族兴亡的大事。中国政府应该总结和借鉴在应对非典型肺炎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保障政府承诺、信息畅通、反应及时、多方合作、全民参与，抓住防治机遇，把艾滋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应当放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这个整体目标中来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政府、社会、民间机构还是个人，在艾滋病防治的参与几乎可以覆盖以上谈到的所有方面，即以预防为主、对感染者群体的关怀、对高危人群的干预以及对脆弱人群的关怀和实质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