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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防治艾滋病的思考

【原文出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200502

【原刊页号】32～37，52

【分类号】D5

【分类名】民族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HIV/AIDS Prevention among Chinese Minorities
ZHANG Yu-p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作者】张玉萍

【作者简介】张玉萍(1979～)，女，满族，辽宁岫岩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0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医学社会学、社区研究，包括艾滋病政策开发、艾滋病项目评估、中国媒体影响下的儿童健康、打工子弟学校研究等。北京，邮编：100084；电子信箱：zyp02@ mails.tsinghua.edu.cn。

【内容提要】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少数民族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占比例高于汉族许多。目前，傣族和景颇族是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最高的两个少数民族。历年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告最多的省份为云南、新疆、广西、广东、四川等省、自治区。其中云南、新疆、四川局部地区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从人类学“文化生存”概念为切入点，探索少数民族在艾滋病流行时面临的风险和易受伤害性。

【英文摘要】Currently,Dai and Jingpo people have the highest HIV infection rate among the minorities in China.For years,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like Yunnan,Xinjiang,Guangxi,Guangdong,and Sichuan,among which Yunnan,Xinjiang,and part of Sichuan are ethnic-minorities-inhabited areas,have reported the highest cases of HIV infection.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concept of“cultural survival”to study the risk and susceptibilit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epidemic of AIDS in China.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艾滋病/风险/易受伤害性/弱势群体/文化生存/risk/susceptibility/ social vulnerable group/cultural surviva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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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4：R-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887(2005)02-0032-0 6
据资料显示，中国自1985年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的流行呈快速上升趋势。2003年，卫生部会同有关国际组织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1]在中国，由于吸毒历史长、经济相对落后、文化教育程度低等因素，使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成为艾滋病高发区，少数民族构成了感染者和发病者的主体。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只占到8%，但在登记的HIV阳性病例中，少数民族占36%。[2]傣族和景颇族是两个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少数民族。历年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告最多的省份为云南、新疆、广西、广东、四川等省、自治区，其中云南、新疆、四川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少数民族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占比例高于汉族许多。例如，1999年云南省共监测的结果中，中国居民有1517例HIV感染者，汉族占61.4%，傣族占18.6%，景颇族占7.5%，[3](P74～76)少数民族HIV感染率比汉族高出许多。
当前，对我国少数民族艾滋病流行情况进行回顾与分析，寻求解决某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艾滋病问题十分必要。作为一篇以文献回顾为主的综述性文章，本文重点讨论四个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在艾滋病流行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少数民族的弱势地位及其在艾滋病流行中的易受伤害性；对少数民族中艾滋病流行现状的反思；中国少数民族的艾滋病现状引发的人类学思考。
　　　　一、中国少数民族在艾滋病流行中面临的主要风险
这里所讲的风险概念指对人们身心健康构成潜在威胁的种种因素。就少数民族和艾滋病的关系而言，艾滋病的四种主要传播渠道的两种——药物滥用(尤其是静脉注射吸毒)和性传播——构成了威胁少数民族身心健康的主要风险。形成这些风险的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相对于汉族较落后，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生活贫困、风俗习惯、受教育程度低下、卫生条件落后以及语言障碍等因素，使得他们成为易受伤害群体。他们面临的主要风险如下：
1.静脉吸毒
经静脉吸毒感染艾滋病是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群体中艾滋病感染与传播的主要途径。云南、新疆、四川三地区毒品泛滥严重，属毒品重灾区，这些地区吸毒的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较高比例。
如一项对1991～2000年云南思茅地区九县一市高危人群的调查显示：检测15635份血清，检出阳性279例，阳性率1.78%，共有23种民族，其中有8例抗体阳性。279例HIV抗体阳性中汉族占50.54%，傣族占23.29%，拉祜族占9.32%，佤族占7.17%，彝族占3.94%，哈尼族占3.23%，回族占0.36%。1991～1993年HIV感染者中少数民族的比例占88.23%，279例HIV感染者中吸毒人群占49.46%。[4](P70～73)
又如，根据对新疆地区的调查，吸毒人群、感染者及其病人基本处于隐秘状态，社会排斥和受歧视现象较为普遍。伊犁地区的HIV感染者数位居新疆首位，从1997～2001年8月对伊犁地区HIV检测结果看：共计实施HIV监测18378人次，检出HIV感染者26人，累计人群感染率为0.142%，感染率较高。而检出的26例HIV感染者中维吾尔族占92.31%、20～29岁年龄段占88.46%、静脉吸毒人员占88.46%，HIV感染者人群构成呈现维吾尔族高于其他民族、20～29岁年龄段高于其他年龄段，静脉吸毒可能是主要传播途径。[5](P6 5～67)另有一项对伊犁地区某医院的调查，对从1999年9月～2000年9月来院就诊住院，医生疑为AIDS的病人(170人)血清进行了抗HIV的初筛实验，检出抗HIV阳性患者60人，4 2例抗HCV阳性的患者。AIDS合并丙型肝炎的感染率为72%，其中维吾尔族39人，回族2人，汉族1人。[6](P314)
2.性传播
在许多国家，目前艾滋病主要是性传播，而我国主要是经静脉吸毒传播，但在我国HIV /AIDS经性传播的趋势在增加。吸毒人群基数越大，性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艾滋病也就越难控制。
现在我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逐渐由毒品传播向性传播转移，性病发病率的快速增加助长着艾滋病的蔓延。有些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患性病比例更大。例如，罗琳等19 96年3月～1997年3月对四川省汉族和纳西族妇女生殖道沙眼衣原体和淋球菌(性病)情况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都江堰市600名年龄在18～35岁的汉族妇女和盐源县纳西族地区60 0名年龄在20～35岁的纳西族妇女)。发现3.2%汉族和12.8%纳西族妇女受试者淋球菌培养结果为阳性；同时，9.1%汉族和16.7%纳西族妇女受试者患有生殖道衣原体感染。调查结果还表明，性病的患病率与安全套的使用、人工流产次数、性伴侣的多少以及经济和教育程度有关。[7](P104～105)
部分少数民族有婚前性自由的习俗，在面对性病和艾滋病时，承担更大风险。如根据对青海牧区藏族青年的调查，当地藏族牧民群众多年来有较为自由的性风俗习惯，许多青少年有过早的性生活和众多性伴。被调查者中，初次性生活年龄最小12岁。平均固定性伴1人的19人，性伴侣2～5人的21人，6～10人的6人，20人以上的18人。[8](P219)
缺乏必要的性知识，也使得少数民族面对性病艾滋病时更易受伤害。如根据对青海124名藏族15～35岁性病患者的调查，97名男女患者不懂得遗精、初潮是怎么回事，对性病如何传播、自身健康及性病对下一代的危害更是一无所知。6例患者在治疗期间仍多次与性伴发生关系。124人中有103人认为只要男女双方同意即可发生关系，11人认为无所谓。[8](P219)
　　　　二、少数民族的弱势地位及其在艾滋病流行中的易受伤害性
在面临艾滋病的风险时，少数民族更脆弱，相对于汉族来说，少数民族处于弱势，属于弱势群体。所谓弱势群体就是在社会权利的享有与经济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而这种不利地位往往与社会偏见、生存环境、职业、受教育程度、医疗条件等等密切相关。[9](P49)
从广义上看，中国的弱势群体包括农村中长期不能脱贫的赤贫人口、城乡残疾人口、由于企业改革而出现的下岗工人、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农村失去土地权益的已婚妇女、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流动人口、由于各种因素卖淫的年轻妇女、吸毒人员以及同性恋群体。我们对少数民族艾滋病社会根源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之上。更具体的讲，少数民族在面临某一风险时比汉族更容易受到伤害，更缺乏回避风险、减少风险之危害以及排除风险的能力。
以这一认识为基础，可以这样认定，在少数民族中某种疾病可能产生的危害程度受制于一系列的社会原因，在同一风险之前，少数民族与汉族可能遭到的危害是不同的。从中国有关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吸毒、卖淫甚至是卖血群体中都包含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他们成为高危群体的根源是复杂的。就艾滋病对易受伤害群体构成的风险而言，贫困、失业、教育程度的低下、社会歧视、资讯缺乏等等因素均可能导致少数民族群体易受伤害。
1.贫困与易受伤害性
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主要分布于祖国的边疆，有些与周边国家接壤，而且很多位于高原、山区，地面崎岖，不利耕作。如凉山州的昭觉、布拖、普格、金阳和美姑等五个国家级贫困县，地处高寒山区，气候恶劣，山高路陡，生产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缓慢，自然生态环境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差距，使得他们在流动过程中无法谋到正当职业，一部分人为了改变自身物质生活需求匮乏的实际，铤而走险加入到获取利润高的贩毒者行列。以后，部分贩毒分子在牟取暴利过程中，往往出于鉴别所进“货物”的真伪，又纷纷陷入吸毒的深渊。[10](P20～24)
如凉山与云南交界线长，通道较多，崇山峻岭，地形复杂，地处高山贫困地区的彝族便常常为了避开警方追踪，自带干粮，结队翻山越岭，步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山路从事贩毒活动。像昭觉县四开乡村民沙车日萨、大坝乡村民阿化木牛和打洛乡村民吉史日呷，就是因家境贫寒，无法娶妻安家，在当地抬不起头而外出打工。到昆明后，经在昆明的老乡介绍打工挣了点钱，再将此钱作为资本加入贩毒团伙。购得海洛因后，全靠双脚步行从昆明下关走山路至凉山州盐源县，再到西昌，最后由西昌乘班车回昭觉，仅此一趟收获，三人不仅娶上妻子安了家，而且还修建了自己的房屋。[10]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不赘述。
贫困是造成少数民族处于弱势地位并易受伤害的一个重要指标。少数民族中绝大部分人同时又是农民，贫困使少数民族面临艾滋病的侵袭时更脆弱。现有资料显示，由于贫困和缺医少药，以及文化观念的不同，历史上，云南有些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性病流行率就比较高，性传播艾滋病病毒正在增加。全省16个地州中男性性病病人中HIV流行率达到5%的就有德宏、大理、曲靖、临沧、思茅、丽江、红河、保山8个，主要集中在旅游迅速发展或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贫困地区，其中大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
2.市场经济与易受伤害性
少数民族由于受语言和教育程度等限制，相对于汉族机遇更少，有些地区即使出现发展机遇，但由于少数民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不足，发展同时也带来负面效应。例如，云南旅游业迅速发展，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同时增加了云南旅游地区有高危行为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一方面，媒体和一些游客对少数民族女性充满性开放的幻想；另一方面，有些领导更注重经济发展效益和地方政绩效应，认为要搞活经济、扩大对外开放、发展旅游业，色情服务无碍大局，反而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有利于旅游业的兴旺，所以色情发廊、色情桑拿、色情路边店等发展迅猛，[11](P47～52)其中不少以少数民族妇女作为诱饵的色情场所。
3.历史原因与易受伤害性
有些少数民族有种植、吸食毒品的历史传统。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政府曾大力打击吸毒贩毒，但吸毒现象在一些边疆偏僻地区并没有绝迹。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边境地区与邻国的边境贸易活跃起来，于是吸毒在我国死灰复燃，老一代烟民复吸毒品，一部分年轻人出于好奇，图新鲜或被境外毒犯引诱而误入陷阱。逐渐地在云南和内地城乡，特别是城镇，有一部分人染上了吸毒恶习。
根据对凉山的调查，凉山历来为毒品输入内地之“四川通道”的第二道关卡(云南为第一道关卡)，历史上即是一个种鸦片、贩卖鸦片、吸食鸦片的重要地区。国民党时期，凉山彝族头人组织大量种植鸦片换取枪支，同时，鸦片有止疼作用，吸食鸦片的传统与缺医少药有关。凉山一直以来就有吸食鸦片的传统，当吸贩毒浪潮再次袭来，极易卷入。
4.受教育程度低下与易受伤害性
大部分少数民族的教育程度相对于汉族较低，也使他们在面临艾滋病时更易受伤害。
例如，凉山州吸贩毒1999年上半年登记在册的吸食、注射毒品者7741人中，文盲占总人数的48.7%。即便是在越西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县，1998年吸毒人员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仍占总吸毒人数的80%。在经济、教育相对落后的美姑、布拖等县，吸贩毒人员的文盲比例则更高。[10](P20～24)防治艾滋病宣传活动绝大部分使用汉语，一些只操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无法领会，因此，虽然宣传活动如火如荼，但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对艾滋病仍然一无所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易受感染性。
5.医疗卫生条件与易受伤害性
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整体状况处于滞后状态。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长期落后与性病、艾滋病相关联。在少数民族地区未实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机构不健全，医务人员的素质和器械均达不到标准。同时少数民族的传统医疗与现代医疗存在矛盾，医疗卫生发展缓慢，不只是性病艾滋病威胁少数民族生存，其他疾病也如此。如凉山的霍乱、结核、麻风病及肝炎、肺炎严重，这与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状况、少数民族的医疗卫生习惯密切相关。部分少数民族形成了不健康的卫生习惯，一项对青海藏族牧民的调查显示，调查的124人中有89人(71.77%)没有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56名女患者(占调查妇女的94.64%)在经期从未使用过卫生纸，而以羊毛、破布片代替。
以上分析可看出，少数民族经济边缘化、生存环境艰难等指标均可透视出中国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仍处于弱势。
　　　　三、对少数民族中艾滋病流行现状的反思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艾滋病蔓延和流行趋势，中国政府已经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多项措施实现对目标人群的防治和关怀。包括政府规划、国际合作、宣传教育、禁毒扫黄、保障用血安全、加强医疗管理等，力图最大限度的遏制艾滋病在我国的发生和发展。但是，现存法律仍不完善，如法律仍未回答出于公共卫生的要求，可不可以对一个人或者一些人的权利采取漠视、不予保护，或是予以限制的做法——特别是这个人或者这些人是一些在生存方式上与主流社会习惯不同的人，如少数民族。所以需对以往政策和工作进行回顾，为制定适合少数民族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和法律提供依据。
1.对过去艾滋病政策及工作的简要回顾
许多政府部门积极开展了艾滋病防治、干预和政策开发，如下：
1996年，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财政部与卫生部在总结国内外艾滋病防治经验的基础上，共同制订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7～2010)》(下简称《规划》)。《规划》根据我国艾滋病流行及防治工作情况，提出建立综合性防治体系和全社会普及防治知识的总目标，分别明确了到2000年和2010年的防治工作目标，将阻断艾滋病病毒经采供血途径传播、遏制经静脉吸毒传播的迅猛势头和降低性病发病上升幅度小于15 %作为到2010年的主要防治目标；到2010年我国成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数控制在全球较低水平(如果继续保持成人感染率低于20%的全球低流行水平，按2010年我国人口计算，HIV感染者总数控制在150万以下，是可能达到的最好目标)。提出了建立健全领导管理体制；全民普及防治知识，减少人群危险行为；改善卫生保健服务能力；加速应用性研究和完善艾滋病防治法规体系五个方面的工作指标，作为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当地与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订实施计划。
根据最新公布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中国将采取七大措施控制性病艾滋病的蔓延。这些措施包括：保证血液及其制品安全，阻断艾滋病病毒(HIV)经采供血途径传播蔓延；加强健康教育，普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针对高危行为开展干预工作，减少人群的危险行为；完善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对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预防保健和医疗服务质量；建立健全艾滋病性病监测体系、信息系统和评价体系；加强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开展艾滋病防治基础和应用研究。新华社北京 8月 2日电(记者袁晔)，中央财政将每年提供一亿元的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用于中央有关部门开展防治工作和对困难地区的补助。
同时，许多国际组织在中国开展援助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此不赘述。
2.以往工作中的不足
以往的艾滋病政策开发和防治中，针对少数民族开展的工作存在很多不足。
首先，对艾滋病在少数民族广泛流行的可能性、危害性以及对艾滋病传播加速，并能很快从高危人群进入一般人群的流行特点认识不够，对少数民族的现状监测不够。
其次，没有针对少数民族群体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制定相应政策；制定艾滋病防治法，需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灵活制定。艾滋病不仅是一个流行病学问题，而且是社会、文化问题，法律应适应不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可调试空间。
再次，少数民族群体普遍缺乏预防知识，大众媒介及遍布城乡的宣传教育网针对少数民族开展的预防艾滋病宣传不够，少数民族接受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能力和机会十分有限；
最后，医疗保健服务能力不足，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人员普遍不具备足够的艾滋病、性病诊疗能力，疫情监测、采供血管理及医源性感染预防工作薄弱。
3.以往工作中的成功经验
在各方人员努力下，以往工作积累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如发掘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应用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如凉山州昭觉县竹核乡的尔古民间禁毒协会，于2001年3月由竹核乡和尔古乡联合成立。协会创始人马曲者，彝族，竹核乡人，在昭觉县做煤炭生意赚了钱，有感于家乡的吸毒问题急需解决，于是他与乡政府商量，成立了该协会。在两乡党委的同意下，彝族老乡自己组织起来，于2001年三月二十日(农历)举行盟誓大会，宰牛、打(杀)鸡，请“毕魔”做仪式，发誓赌咒，盟誓的组织者即会长马曲者。协会理事会成员由老退休干部、村社干部、家支头人组成。每个家支的头人都是戒毒协会成员，家支头人主要负责自己家支中吸毒的人，责任相当于家长。该协会是我国第一个民间禁毒协会，罗干亲自批示并给予肯定。
禁毒协会包括宣传队、帮护队、防暴队。经过宣传，提高了群众对毒品危害的认识，曾有一位老太太来问：“卖毒的地方在哪里?我要带个炸药包去把它炸掉。”可见群众对毒品的痛恨程度。在彝族地区，有家支互相帮助的传统，群众一方面对吸毒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并不歧视艾滋病感染者。他们认为艾滋病不过是一种疾病，“生病了就应同情他，帮助他，但如果继续吸毒，人们还是有厌恶情绪，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材料来源于笔者田野工作笔记)。
又如，云南西双版纳利用佛教网络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农村社区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在西双版纳州，傣族是主体民族，傣族与布朗族均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佛教在广大群众中有很高威望和较大影响。对僧人、宗教干部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后，各级佛寺僧侣采取以傣语、傣文为主，汉文、布朗语为辅的宣传方式，编印《关于艾滋病傣语宣传手册》，艾滋病传播途径傣语宣传画；编写傣语的艾滋病防治歌曲；利用傣历年沐浴法会、“守戒”法会、结夏大会、解夏大会、礼佛日、祭塔等活动向群众进行宣传。以佛寺为单位，结合守持佛教“五戒”即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邪、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吸毒)，对群众进行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僧人参与宣传艾滋病活动为拓宽西双版纳州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增强广大群众的艾滋病防病意识和控制艾滋病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2](P275～276)
由此可知，防治性病/艾滋病可以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发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将这些本土文化资源/民间防范模式引入艾滋病防治和关怀体系中。
　　　　四、中国少数民族的艾滋病现状引发的人类学思考
在少数民族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其意义在于巩固和加强受害民族的文化生存空间，因为艾滋病冲击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躯体，而且也包括它的经济发展能力、社会发展能力、文化认同等，所以艾滋病对少数民族的危害是一个全方位的危害，而不仅仅是流行病学定义上的危害。
在人类发展中，许多小民族/土著民族的社会形态，是他们适应自然而产生的生存、生产方式。人类适应并不只是导致农耕、工业社会，也可能导致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畜牧社会。从世界范围看，对土著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产生巨大冲击(甚至是毁灭性)的根源之一，在于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主体民族或社会精英以工业和现代化，来定义小民族和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关系，于是许多小民族和土著民族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变迁而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自愿或不自愿地接受现代民族国家主导民族(在政治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后果是本民族文化价值体系产生危机，对民族的文化生存构成威胁。
所谓文化生存，指一个小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其民族传统的权益战略。但是，只有权益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具体实现其文化生存目标的手段，文化生存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在少数民族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寻求文化生存十分必要。
在四川凉山，存在毒品蔓延的条件。凉山地区，鸦片泛滥除大面积种植和出售外，还突出表现为普遍有人吸食，并且将其视为“高贵”，以能吸食鸦片炫耀“富有”，因而彝区民间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有酒大家喝，有烟大家吸”的习惯。所以，尽管政府三令五申，开展禁毒运动，可西昌、普格等地的“瘾君子”们仍用两斗大米换一二杆鸦片吸食。由于凉山地区特殊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使其成为历史上鸦片种植和吸食的重灾区之一。在现代化冲击之下，凉山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但海洛因也随之而来。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下、资讯闭塞等因素，彝族群众对海洛因的危害认识不够，一些人静脉注射海洛因，乙肝、艾滋病患病率增加，令许多彝族群众陷入到由现代化引发的陷阱中。部分彝族群众意识到本民族的文化和生存正在承受巨大冲击，一些有识之士自发组织起来，发挥本民族特点，保护本民族文化。如上文提到的，竹核乡彝族群众自发组成的禁毒协会。协会中宣传队宣教时汉语的内容放光盘，彝语的内容就自己唱。禁毒协会及其宣传队充分利用了传统文化的力量。(注：材料来源于笔者田野工作笔记。)如一首宣传队人员自编的男女声二重唱《毒品来自外面的世界》唱道：
“海洛因，你来自于海外，为何和我们交上了朋友，不知不觉伤害了我，不!还有我的很多朋友。
啊!我恨你!恨你!恨你!”
又如在云南，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大力开发旅游。尤其在有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卷入旅游事业的少数民族改变了以前的生活方式，在得到收益的同时面临着艾滋病的威胁。如西双版纳，德宏的傣族、哈尼族等，都有婚前性自由或“不落夫家”(注：是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的一种婚姻习俗。通常是男女双方在十四五岁就举行婚礼，而婚礼后新娘就返回娘家，一直要等到有了第一个孩子才回到夫家长住。其间，他们都可以和其他异性自由交往，是被视为不违反道德规范的。)的习俗。这些习俗在旅游炒作过程中被夸大或过分渲染，有些已经销声匿迹了几十年的性狂欢节，又被发掘出来改头换面重新上演。一些少数民族少女被引入三陪宾馆、酒吧、歌舞娱乐场所。这些“旅游民族”的少男、少女深受强大汉族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向往现代文明的各种生活方式。有人曾对西双版纳傣族旅游村寨做过调查，那里风行各种用傣语演唱的港台流行歌曲。起初，她们受雇于汉族奸商，将成本仅为十几元的金沙项链，以一百五十至二百元的高价向顾客兜售；之后，她们盲目地认为汉族的东西都是先进的，值得学习的，汉族人可以做的，他们也可以做。在旅游对外开放的浪潮中，在与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一部分青年丧失了本民族的价值观，加上现代化与当地乡土环境巨大反差的刺激，他们不能自己地卷入了风尘泥潭。[11](P47～52)少数民族传统的男女交往方式受现代传媒影响，有些青年的行为更为放纵，少数民族从事性行业(歌厅、舞厅)的人口在增多。为开发旅游业并吸引游客，过去相对保守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娱乐场所也多起来，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随之增多。这些地区政府对此类行业的宽容度大，行业也更发达。
少数民族为了生存发展、进入主流社会，努力学习主流文化。但他们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途径、手段(教育、语言等)和合理的资源分配，在适应所谓现代文化的过程中，逐渐改变其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城市，他们自身文化与所谓现代文化发生一定冲突，无法谋到正当职业，于是有些人从事违法、高危行为，从而与感染艾滋病密不可分。由此看出，开展适应少数民族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十分重要且必要。
　　　　五、结语
艾滋病与经济发展能力、文化适应密切相关。少数民族的经济处于弱势地位，被动接受现代文化，造成他们的迷惘、失落，这与文化传播、文化变迁有密切关系。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进程是必然趋势，少数民族纳入主流经济和文化体系也是大势所趋，但要避免少数民族付出更大的人文代价。
总之，艾滋病影响民族生存，社区发展，所有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均与此有关。本文对相关资料的回顾，从多重角度说明中国少数民族中的艾滋病流行处境不容乐观，必须与少数民族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制定适合少数民族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推广针对少数民族的艾滋病防治模式。
致谢：本文指导老师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