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李院长指出传世文献中关于秦汉的文献典籍不过五十余种，非常有限，因此当前治秦汉史必须充分利用出土文物，尤其是秦汉简牍资料，然后对二十世纪以来出土重要简牍文献逐一进行了介绍。指出由于大量秦汉简牍的出土，使学界出现了一大批厚重的著作。但当前秦汉史研究领域也存在着选题的碎片化、简牍与历史研究脱节、重实证轻理论等问题，要求学者妥善应对。
继而，李院长指出新理论与新方法对研究秦汉史极其重要。新的理论将会开启研究者新的视野，以此来研究历史，新理论也就成了新方法。李院长指出自二十世纪以来秦汉史学者们用新理论与新方法写出了许多优秀著作。如李开元用“后战国时代”观念来把握秦末陈涉起义的二世元年至西汉前期景帝在位的后元二年六十年的历史，认为此期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遂以此撰《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一书。雷戈认为当前的思想史的写法根据内容可以分为精英思想史和底层思想史。实际上还应该有第三种思想史，这种思想史与制度、事件、权术、阴谋直接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他撰述了《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
最后，李院长指出要想做好秦汉史研究，关键还是要读透文献。学术界不止一位泰斗级的学者指出用新材料写出新观点当然值得称赞，但用别人司空见惯的史料作出别人做不出的学问才称得上是大学问。在学术界，用一般史料得出出人意料的结论的现象非常多。如钱穆就用人们习见的秦汉史料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这部让人惊诧不已的学术名著。雷戈通过对《史记》、《汉书》中不断出现的“待罪”这个官场语汇的分析，得出了“待罪”意识的核心就是皇帝至上独尊的皇权主义。
李院长的讲座得到市一中历史教师的高度赞扬，他们表示一定要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把握历史学发展的趋势，改变以前只注重教科书而忽视史学研究前沿问题的弊端，为河南省的基础历史教学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