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当代青年研究论坛”暨“青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本综述对青年研究三个历史时期给予了梳理和分析，概括了我国青年研究多年来取得的成绩以及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困境；阐释了青年研究的“对象”、“定位”和“途径”等基础理论问题。
【关键词】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发展
在中国，青年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领域，从诞生到发展已经走过了20多年，其间有辉煌也有低谷，目前正朝着冷静而更具学术含量的方向发展。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为青年研究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有利的大背景。随着社会转型，涌现出很多新的社会问题，诸如人口流动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城市就业困难、主流意识危机等等，这些都对青少年的成长带来影响，使青少年的发展呈现出特有的新时期特点。这从客观上为青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土壤。为了推动中国的青年研究能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使该领域有一个相对更明确的发展方向与学术定位，必须就有关青年研究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加以深入的思考、争辩与解决，诸如青年研究的定位、导向、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学术规范以及“青少年”概念的界定、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因此，2007年4月25-26日，中国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社举办了“青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等15个单位的近30位学者围绕“反思与展望”、“定位与路径”、“视野、理念与方法”和“现实需求与理论回应”等四个专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其间，既有青年研究领域的前辈所做的历史性回顾，也有新一代青年研究者的学术反思；既有观点鲜明的专题发言，也有针对困惑的对话与争鸣；既有深奥的理论研讨，也有现实的需求回应。
一、回溯：历史·积淀·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谢昌逵、上海社会科学院金志堃等对我国青年研究的历程给予了细致回顾。学者们认为：在中国，青年研究经历了一条从突起到静观再到冷静上升的道路，青年研究的学科化、专业化进程都还有较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1．青年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小英认为应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青年研究的诞生与兴旺期。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青年研究所的成立，是我国青年研究在新时期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主要有三大因素推动了青年研究在短期内形成了火热的局面：其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这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思想解放，也使青年群体的各种思潮和争论相继涌现（如“潘晓讨论”），为青年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大背景。其二，青年问题突出并引起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关注。因为当时的青年正处在反思“文革”、迎接开放的徘徊与兴奋期，思想活跃、情绪激荡，青年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疏离情绪逐渐呈现，所以青年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其三，各级团校的恢复和团校建设正规化目标的提出。在这个时期，许多青年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官方的支持给青年研究在学术界的合法化以及主流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因此，就当时的青年研究特点而言，主要有四个特点：其一，研究取向侧重政策性研究，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其宗旨是服务于青年工作和意识形态教育。其二，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从事思想教育工作和青年工作的团系统。其三，研究范式主要是治疗和拯救型的，因为当时的青年被视为是处在苦闷和困惑之中、具有反叛精神、容易犯错误的“问题群体”。青年研究就是要通过对这个问题群体的调查、了解，更好地教育和引导他们，避免他们走弯路。其四，研究成果多，以著述不断问世，并创办了《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当代青年研究》、《青年学研究》、《青年探索》、《青年学报》等青年研究刊物。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是青年研究的“激情年代”，整体上呈现出“轰轰烈烈”、“建号立派”的热闹景象，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氛围，聚集了一批研究力量，逐渐形成了该领域的学术共同体，触及了学科发展问题，为后来的青年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表现出学术含量较低，意识形态较浓的研究局限。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青年研究相对冷静或沉寂的时期。这一阶段青年研究范围日趋扩大、人员逐渐分化、机构走向衰微。90年代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意识形态趋向求稳，而经济领域趋于活跃，同时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不平等渐趋明显，青年问题逐渐被融化到各种社会问题中，或者被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取而代之，不再成为主流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这一阶段的青年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研究取向上更加注重客观、规范的学术取向，研究者站在更加宏观和中肯的立场上看待青年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二，研究队伍出现分化，一方面随着团校正规化发展的“夭折”，一些研究者相继转行；但同时随着高校相关学科对青年研究关注度的逐步增强，一批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专业研究人员开始进入青年研究领域。其三，研究范式虽然从根本上并没有多大改变，但看待青年的视角转向更为客观与尊重青年主体。青年被视为不仅仅有偏离主流的取向，而且还有被吸纳进主流的取向，与青年文化相关的东西被更多从正面强调。其四，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提升，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拓宽（如独生子女、代沟、青年文化、青年价值观、青少年政策等），大型综合研究报告、地方的青少年白皮书等成果也日益增多。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青年研究呈现出“过渡期”般的特点，进入到自身反思与静修沉寂的时期，一方面在前期的研究积累上更趋于成熟与规范化，但也由于起步时缺乏基本的问题解构、学术准备和方法论自觉，所以在学术界陷入日趋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青年研究进入多元化和冷静上升的时期。21世纪，信息化、全球化给中国社会、文化带来了巨大变迁，身处其中的青少年在面临更多选择和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逆境与生存压力，因此青年问题已经现实地构成了社会问题的一部分，青年研究有着强劲的内需拉动力量。就其特点而言，2000年以后的青年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研究取向上更加注重学术规范，虽然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初建时那种僵化的政治说教或者道德教化模式，但力图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术范式和传统，已经成为该领域的主流声音。其二，研究人员的学术基础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队伍中有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文化学等学科专长的硕士、博士等人员不断壮大。其三，研究范式多元化。在这个领域中，目前多学科、多背景的人员，各自运用自身的学科或业界规范做着青年研究，因此本世纪以来青年研究并未形成自己的学术共同体，还谈不上有什么独特的研究范式。另外，青年虽然依然被视为一种不安分的社会威慑力量，但是随着现代文化中青年话语权的不断增大，他们作为独立先行者的地位和反哺作用也得到了主流社会的更多认可，这使研究本身也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色彩。其四，研究成果丰富，在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上又有很大发展。概括而言，当前的青年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历经20多年后，正以一种积极、健康的正常化方式发展着，“正处于一个可以称作转型的时期——一种从‘经验型’研究范式转变到‘专业化’研究范式的时期。”
2．青年研究的历史积淀
20多年来，青年研究走过了一条从“激情”到“沉寂”再到“回升”的道路，其积累绝不可低估。就文献资料而言，多种青年研究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其数量至今十分可观，质量也在日益提高，主题包含青少年的方方面面，是挖掘青年研究中各式各样命题的丰富矿藏。《青年塑造未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议，作为亚太地区社科情报网络有关青年问题研究向国际信息交流中心提供的论文信息资料年编辑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跨世纪的青年研究的宏大工程。
随着研究的推进，青年研究在视角、理论、方法、路径、研究队伍等诸多方面都发生着变化。首先，研究视角上，青年研究正从最初主要服务于意识形态论证发展到力图将现实、政策与理论融会贯通，使研究富于学理性。其次，研究者为弥补青年研究长期存在的理论贫血和“拼盘”状态，正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化学、解释学等学科中汲取养分，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青年研究。再次，其他学科方法和理论的引入不仅使青年研究进一步拓展，形成一些既互有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分析框架与理论视界，而且在这些分析框架与理论视界的导引下，青年研究也开始改变自身的存在形态与发展逻辑，出现了远比政策性的青年研究更加复杂的特点，正是这些新的形态、逻辑和特点将青年研究引上了一条新的解释性的路径。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黄海认为20多年的青年研究，起始于现实关怀，而今已经有一只脚落入到学理研究的园地，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说青年研究已经告别它政策性走向所决定的使命，但是，理论引进与方法出新往往改变研究自身的形态，进而又势必会影响到研究目的本身。理论视界的更新，迟早会在单一的政策研究与意识形态论说中融入学理关怀，进而使青年研究从整体上呈现出改造和解释路向的复线交叉与并进。青年研究本身开始摆脱单纯依靠问题和政策关怀而获取生存空间的境遇，这无疑也在为去除公共性与焦点性之后的解释性青年研究，乃至建立学科化的青年研究做好理论的准备。
3．青年研究的现实困境
相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其它领域而言，当前的青年研究无论从学科建制的角度还是从知识成果的角度而言，都不尽如人意。面对强劲的社会需求，青年研究的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1）缺乏研究深度，理论构建不足。浙江省青年干部学院陈亮认为，当下的青年研究更多的是现象的堆砌，很少对本质分析，因而就谈不上学术研究的知识增量，真正的学术增长点，一定与许多未知知识的增量积累相关联，一定与有人在平凡的认识背景上进行个人的思考相关联，如果研究只是旧内容的洗牌，表面的喧哗不过是学术的末路。武汉大学佘双好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当前的青年研究“现象研究多，对青年的评价性、反映性研究多，局部的、零星的问题研究多”。社会科学研究总是围绕发现问题、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展开的。所以，如果青年研究只停留在“发现问题”，只停留在现象的描述性研究层面，这对于青少年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对于促进青少年的发展而言都是远远不够的。学者们分析认为，这样的研究现状与青年研究多年来的实践取向大有关系。应该承认，我国的青年研究纳入社会科学主要是由于当时强烈的社会需求，要求对青年中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教育引导做出回答，因而强调短平快的政策性研究成为主流，这一方面响应了现实的社会需要，但另一方面也往往被不断变换的实践主题和意识形态所左右，使研究缺乏独立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建构。而且，青年研究的门槛太低，从业者缺乏学术训练，这也导致了很多研究缺乏深度和厚度。
（2）缺乏元研究，学科定位模糊。青年研究自身存在的不少问题，实际上都与这种元研究的不够深入有关。元研究要探讨的问题主要有：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法论、理论体系、学科架构与体系，以及上述一切的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等方面的问题。青年研究所存在的一个比较弱势的地方，就是它没有自己根据学科对象而建构出来的独特的理论及其方法。在现实中，每当说起理论时，有的人常常以为，对一个问题只要能罗列出一、二、三点条理性的解释就是理论，甚至就是“搞理论”；或者在一篇文章中，上半部分从经济学借鉴一些公式，下半部分从心理学引用几个规律，这就算研究中有了理论。就研究对象而言，因为缺乏“元研究”，目前有关“青少年”的众多研究中，“青少年”界定模糊，似一种“同质化的黑箱研究”，将“青少年”这一有时空特性的多样化群体进行了笼统处理，致使很多的研究结果受到质疑。少年研究的学科架构，因为缺乏“元研究”，造成了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苍白与虚弱，在繁华和热闹的背后，实质是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停滞和学理边际效益的减少，因为理论从形式上讲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从内容上说是从概念到范畴到原理到体系的一种有机建构。如果没有这样的有机建构，我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因此我们的学科也就容易被其他学科所瓦解。
（3）缺乏学术共同体，研究者认同尴尬。青年研究的专业人员，特别是可以作为学科带头人或有一定学术影响的研究人员，全国为数不多，而且分散、“嵌入”在各学科领域或院校、研究机构中。另外，目前我国尚没有青年研究专业培养机制和学科发展规划，青年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复杂，这一方面为青年研究的多学科视角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领域对话和争论的困难。不同学科背景的以“青少年”为对象的研究者，更多地囿于其学科圈子中，其身份认同更多的是某一学科的认同，而不是“青年研究者”。这样的现状使得青年研究领域缺乏必要的学术争鸣，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研究者彼此缺乏认识与认同，更谈不上彼此的交流与学习了。因此，推动青年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帮助青年研究者明确身份，创造研究者们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激发研究热情，也成为本论坛学者们期待与盼望的焦点问题之一。
二、对话：对象·定位·途径
1．对象：什么是“青少年”
青年研究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关系到对研究内容的导向，以及对现实问题探讨是否与我国既定的法律、政策相吻合，是否符合青少年的切身需要。纵观近年来以“青少年”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学者们指出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对“青少年”的界定混乱。天津社会科学院关颖认为，在“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常常很笼统地将14-25岁的群体进行“同质性”的处理，而事实上14-18岁与19-25岁是两个有很大差异性的“异质性”群体。类似这样的研究，往往掩盖了“青少年”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于探讨青少年问题和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等都有很大的局限。那么，到底该如何来界定“青少年”呢？第一，以“年龄”来定义。在研究中，以“年龄”来定义“青少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能够比较明确地限定所要研究的人群。但因为“青少年”的发展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所以是否能用某一个固定的年龄段来定义存在争议；而且，因为很难在年龄上形成统一的标准，所以研究结果的可比性与解释力常常受到质疑。但在实际的研究中，需要明确所研究的对象范围，尽可能细致地反映不同年龄段的特殊性问题；反对“用泛指的青少年”一词夸夸其谈，反对“过于笼统的、忽略年龄跨度”的青年研究。第二，以“过渡期”来定义。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青年是成年生涯开始之前生命周期的阶段。“过渡期”的青少年概念是一个融合了生理年龄、社会心理年龄和历史年龄的弹性定义。首先，从儿童到成人有着生理上的过渡，“青少年”时期是生理发育的第二高峰，性器官的发育与第二性征的突现，都让青少年表现出不同于儿童、也不同于成人的特殊性。其次，从社会心理而言，自我意识从客观化时期转入主观化时期，对自我身份的探究与认同成为该时期的主要心理发展课题；“青少年”在社会中的角色开始了转变，毕业、工作、结婚、参与选举投票等等新的社会生活事件接踵而至，这些都成为“儿童”向“成人”过渡的标志性转折点。“过渡期”的定义有着实际的操作难度，因为这个时期的起点和终点很难确定，而且不同的社会，就会建构出不同的“过渡期”。
2．定位：青年研究有“学”吗
自从将青年研究纳入社会科学以来，对它的发展定位一直都在讨论，其中引起学者们最大争论的焦点问题就是——青年研究可能建立自己的学科吗？围绕该问题，有多种声音：其一，主张“问题导向”的青年研究，即认为青年研究是一种对青年的各个方面和角度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对象化与问题化研究思路，认为应打破建立单一学科的想法，以开放的态度走跨学科、多学科的发展。其二，主张“学科导向”的青年研究，即认为青年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该建立一种学术反思机制，探索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在可能的前提下推动青年研究向青年学发展；该主张带有明显的学科化和结构化企图，认为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建设有利于青年研究的理论发展与人才培养。其三，认为青年研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有可能整合起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在一个原理论（或更高的研究层次）的框架中，构建起一种具有结构性特点的、相对独立但并不封闭的基础理论体系。其实这种立场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上述观点的综合。虽然几种声音的着力点不同，但对于当前青年研究的发展状态、学科建设的前提及路径等问题给出了较为一致的观点。
（1）当前的青年研究处在前学科阶段。对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青年研究》在1983年10月召开的作者座谈会的会议纪要中写道：“新学科得以建立，大约先有一个经验描述的时期，这时还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的对象和方法，只有自己的‘领域’或‘范围’，如青少年问题。在经验描述足以接触到本质的时候，才进入确立对象和方法的时期，才形成独立科学。当前的青年研究正处于这两个阶段之间。”那么，经过了20多年的研究之路，当前的青年研究又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沈杰认为，青年学要真正被大家接受与认可还需做怎样的努力，提供怎样的“文本事实”，以什么为参照物？文本之外研究体制和研究格局的缺陷如何克服？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发展首先是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发展。青年学是否可以或应该成为观察、研究青年的一个尺度、一个视角，逆推回去就会发现目前的青年学还缺少自己独特的令人信服的理论和方法。”黄海与一些学者对目前青年学学科建设与青年研究的发展路经的乐观态度相比，他认为，迄今为止，应该承认青年研究仍然处于一个前学科发展时代，无论从对问题的把握与分析，还是对学科方法论的建设，都远远没有达到一种成熟学科的要求，仍然处于相对毛糙与泛意识形态的阶段。洪守义经过几代青年工作者不懈的努力，我国青年学科的建设已经初步形成一套体系，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青年学科建设中不少的研究内容、研究的手段、研究的方法均是从其它学科中借鉴过来的，自身的理论基础还很薄弱而且，从当前青年研究的逻辑体系、研究方法、理论创新、研究深度等方面阐释了“青年研究尚处在前学科阶段”这一观点。
（2）当前的青年研究缺乏学科建设前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陆玉林从“学科逻辑”出发，分析了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前提。“学科的成立，源于知识的划分和对精确知识的追求，‘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因此，青年研究是否能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前提条件是青年是不是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如果青年是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青年研究就具备成为‘青年学’的前提条件。事实上，青年很难说能够成为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但这个问题会因对知识的理解和知识论立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认识。”“某些高度相关的研究，是否能够集合为独立的学科，基础条件是能够确定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主题与方法、理论系列、规则与评价标准等。这是对研究能否成为学科、学科能否独立的合法性证明，也是学科的划界问题。青年研究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是由某些高度相关的研究构成的，这些研究至少在以青年为研究对象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很难说青年研究是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有自身的主题与方法、规则与评价标准。”而且，“高度相关的研究集合为学科，充分必要条件是有相对稳定的理论系列即拉卡托斯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的建立。‘科学研究纲领’是一系列前后接续的理论，由‘硬核’和‘保护带’等组成。‘硬核’是整个理论系列的共同基础，是一组具有启发力的形上理论或预设，如牛顿力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它具有不可动摇的特性，而‘保护带’则是学者为了保护其硬核所提出的‘辅助假设’。”另外，学者们还指出，“非行政权力的干预”也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条件之一，而青年研究的政策性导向显然从侧面反映出其难以（至少是目前还难以）具备建立独立学科的条件。
（3）以“悬置”的态度在学术自觉中探索学科建设。吴小英认为，青年研究过于陷入在建设学科的争论中反而会遏制当前青年研究的发展，使青年研究“与社会科学的整个研究传统相隔离，从而限制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方法和资源的获得，进而影响了它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以及在学术市场上的竞争力”。黄海承认目前的青年研究所处的前学科地位，以笛卡儿式的“悬置”态度进一步深入地研究青年问题，从而“寻求问题与结构的结合，并非只是停留在一个个问题的深解构当中，而是在学术自觉和方法论自觉的前提下，试图从中提炼出宏大结构与微观问题之间的学术链条——中层理论，或许才能自然生发青年学”。这种提炼出的中层理论，一方面，不仅仅是照搬其他学科概念、范畴，而是具有青年学中层理论支持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这不是求大求全的“某某学”庞大体系，而是解释青年发展部分特征的理论体系，或者说是为了学科建设奠定基础的概念体系、范畴体系。青年学中层理论就是对对象的部分状态或特征进行科学抽象而形成的理论知识。它并非对青年的全面整体认识，而只是局部纵深认识；它是基于青年存在事实而又趋越实证分析的研究概括成果；它是对青年发展具有直接解释力的概括范畴。或许“从严格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讲，只有将人类发展中所最新出现的这种青年现象的一切谜底真正揭开之时，才到了青年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成熟之日。为什么不少青年研究的热心者奔走呼号，并身体力行写出了具有相当水平的青年学著作，在世界学术俱乐部的宴席上至今没有它的席位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谢昌逵认为就是它还没有达到公认的程度，它还不能够完全回答人们普遍议论的所有青年问题。
3．途径：如何介入青年研究
青年研究的途径是本次研讨会中又一个引发众学者争鸣的主题之一。在我国20多年的青年研究中，实证研究始终占据主流，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使用较多的是问卷法、交谈法和文献法，这些方法省钱省时，立竿见影，但它们的局限也同样较为明显，没有现场感，亦不可能是零距离接触。方法上的单薄，影响制约着青年研究的学术性与解释力。如何突破原有的方法，找到更具效力的介入途径呢？学者们凭借自身的学科背景、研究视野及对青年研究的思考，提出了多元的介入途径。
（1）以“青年视角”为基础的介入。很多学者指出，当前的青年研究更多的是将青年定位在“对象”层面，采用的方法与途径多是“客体”视角，研究结果反映的多是研究者的倾向，是一种“他诉”，其潜在的话语是“青年他或他们是怎样的”；而“青年到底是怎么样的”，青年的“主诉”声音“我或我们是怎样的”却模糊不清。因此，有学者提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重视“青年为本”的取向，以青年的主体视角作为研究青年的立足点，介入途径要尽可能反映出青年的主体声音（佘双好，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这样的介入途径，其实质是将青年研究从“对象式”推进到“对话式”，使青年研究从单纯的以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扩展为“通过青年问题和青年眼光看社会”；同时，这样的研究途径，也可以在我们考虑如何解决现代青年问题的时候，将外在原因与主体性更好的结合起来。
（2）以“理论模型”为基础的介入。当前青年研究缺乏基础理论，所以尽管研究成果众多，但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评价并不高。如何在青年研究中提升其理论水平和学术含量，已经成为当前青年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当前的青年研究尚处在前学科阶段，还不可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支柱和方法体系，因此很多学者都指出，可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依靠某些“成熟的理论模型”进行青年研究。这不仅可以增强青年研究的系统性，而且有利于在“拿来”中不断提炼寻找到独特的青年研究路径。而事实上，在青年研究的殿堂里，这样的“拿来主义”创造出了很多经典的“研究神话”。其中代表性的如霍尔从心理学理论做的《青年期》，玛格丽特·米德用人类学理论做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研究》，富特·怀特用越轨社会学理论做的《街角社会》，G·埃尔德用生命历程理论做的《大萧条的孩子们》等。在本次研讨会中，学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介绍了青年研究可以借鉴的一些“理论模型”，比如南京师范大学花菊香提出的“生物生态模型”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包蕾萍提出的“生命历程理论”。
（3）以“学科方法”为基础的介入。虽然当前的青年研究无法成“学”，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等学科都出现了有关的研究。本次研讨会中，学者们对学科方法的介绍，极大地拓展了青年研究的途径。因此，从“学科方法”介入也成为当前青年研究的途径之一。黄海提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模式对于我们建立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的青年研究是一种可行的路径。”提倡以“他者”的身份深入青年群体进行田野调查，力图阐述个人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行为模式与文化背景。他认为，“青年研究回到田野中，也就是回到经验中，更是回到问题本身当中。”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要抛弃自我，成为疯子，而只是说人类学家的‘自我’表达的是一种‘非我’的艺术，这种艺术使人类学家获得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经验，使人类学家能够比较‘移情’地觉悟到自己的文化的局限性。人类学离开自我的途径，有的是时间的隧道，有的是空间的距离。他们去的时间，是已经流逝的过去，他们去的空间，是一个‘非我’的世界。在本土研究中‘离我远去’的意思，转化为与自己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形成的暂时陌生感，转化为一种第三者的眼光，它让我们能站在‘客人’的角度来对待‘主人’——我们本身”。上海社会科学院金大陆从历史学的视角提出，梳理和研究青年史及青年学术史也是介入青年研究的有利途径。概括的说，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不仅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青年研究的轨迹，而且能在梳理中凝聚“发现的智慧”——“发现非常态中的常态，常态中的非常态”，为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构建积累有利的“史料”。华东政法大学姚建龙从法学的方法论提出了对青年研究途径的一些设想，他建议：在青年研究领域，之所以有很多模糊与不确定性，有“边缘化”的危机，是因为青年研究中很多的基础概念缺乏必要的统一性。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吸取法学的经验，首先在诸如“青少年”等基础概念上达成跨学科之间的统一性，那么将会很大程度上促进青年研究的学术对话和交流，使青年研究领域成为多学科渗透与共建的平台，而不会走向“自我边缘化”。与会学者认为，随着研究水平的发展，研究方法也在日益标准化、系统化、科学化，而且有综合使用的趋势。不仅某一学科的各种方法可以综合使用以避免仅用一种的局限性，对不同学科的方法也应提倡综合使用。
三、展望：焦点·进路·愿景
1．焦点：青年研究将关注什么
（1）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建设。就如何推进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建设，学者们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孙抱弘认为，青少年基础理建设要取得进展，就要实现理念与思维方式的转变。这是一个回归本源的问题，也是一个回归事实的问题；既要防止人为的复杂化，又要认识事物的复杂性。同时，他结合自己对青年研究基础理论的思考，主张拓展人学研究的哲学性边界，整合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成果，结合实证研究，通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探索来寻求多种解释性原理论框架。他提出从“人性假设”出发，运用“事件分析”的方法将主体的本源性研究与时空环境的现象性研究结合起来，以构建一种基础性研究理论框架的设想，这无疑是一积极的尝试与行动。深圳青年干部学院田杰建议，青年研究及其基础理论建设，应从厘清“谁是青年”和“青年是谁”这两个问题入手，不求构建那种主观的、封闭的庞大体系，而应注重回归青年自身，回归社会与青年的种种互动关联研究，在一个开放的状态下，在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中，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吸纳和吸引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力量，走一条“集约化”发展的路子，逐步改变中国作为青年人口大国却是青年研究弱国的不合理局面。
（2）青少年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在当前青年研究尚处在“前学科”阶段的事实下，学者们认为，不必盲目陷在追求学科化的心理焦虑中，“问题导向”的青年研究仍然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占据主要位置。因此，关注青少年的现实问题，仍是青年研究今后的一大主题。共青团上海市委政研室的褚敏与上海教育科学院的盛天和基于青少年实践工作，指出青年就业问题、青年政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青少年职业生涯发展、青年文化、青年价值观等都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关注青少年问题的社会性与社会性的青少年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杨雄认为青年问题与社会问题越来越呈现“同构化”的趋势，大量的青年问题就直接表现为社会问题。因此，研究青少年问题，必须关注青少年所处的社会文化大背景，将青年研究与社会研究结合起来，通过青少年问题来看社会，通过社会问题来解读青少年。“有青年的青年研究”强调青少年在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青少年不仅是研究对象，研究者不单是通过青少年问题来看社会，还要能通过研究展现“青少年眼光”，实现“通过青少年眼光来看社会”的研究目的。研究者要考虑如何进入“现场”，考虑与被研究者保持怎样的互动关系，以怎样的方法获取研究的信度与效度，要考虑“我”如何向被研究者介绍“我的”研究，考虑他们会对我的研究有怎样的反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等。要真正做到对其探索、描述、解释而不是自以为是的自说自话，就要意识到自己并非最终的“权威”。
（3）青年研究的研究。“青年研究的研究”，就是对“青年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既包括对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分析、归纳、比较与提炼，也包括对该研究领域所涉及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学科架构以及上述一切的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等方面的问题的元研究。研究者需要沉下心来对国内外的已有研究做一梳理，总结走过的历史路径，提炼其中的经验，发现其中的问题，对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同时，青年研究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地位亟待研究者在元研究上有所突破。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学者就开始了有关问题的反思，而且随着研究者学术素养的积累和各种元分析方法的出现，“青年研究的研究”的水平在日益提升。
2．进路：青年研究如何发展
（1）处理好研究中的三大关系。①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金大陆认为，目前在青年研究中，研究者缺乏足够的热情与社会责任感，往往偏重科学规范，而忽略了人文关怀，甚至忘记了人本身。而事实上，“青年研究不是面对物——物关系，不是A到Ｂ的必然逻辑（只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倾向）。青年研究是面对人——人关系，所以是复杂的、多变的，结论存在于多元的阐释之中、争鸣之中。”因此，随着专业化思想的倡导，为学术而进行方法上的系统训练是必须的，然而也必须警惕“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进具体的学术命题时，会逐渐剥离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②学术导向与政治导向之间的关系。我国青年研究者的队伍基本由两方面的力量构成，一部分是从事具体的共青团工作的部门和共青团系统的院校，另一部分研究人员来自高校和社科院。前者的研究趣味偏重于经验与政策，强调实际功用，突出“政治导向”；后者的研究趣味偏重于理论和逻辑，推崇的是“学院派”的道路，强调学术的自由与纯洁，突出“学术导向”。政策研究的青年研究需要短平快和直观性的解释模型，需要在泛道德的话语状态下的社会化功能实现，需要主流社会站在自己的本位立场快速对问题做出反映，并追求效果的最大化。学科化的青年研究要求达到前者目标的同时，可能更为关注学理的修养与解释模式的说服力，力图阐述或叙述个人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行为模式与文化背景在与群体、社会的互动中如何形成了现在的状态，然后才会据此提出解释和分析。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前者可能往往更急功近利，后者是需要时间、耐心和学理素养的。就今后的青年研究而言，应更多地偏重于学术导向，使研究尽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影响，客观地反映一个个青年在某种社会条件影响下所形成的最真实的面貌，提出独到的见解。③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我们的青年研究要取得真正发展必须具有两只坚实之足的话，那么，一只必须站在社会变革的波涛汹涌之中，而另一只则必须立在学术探讨的最前沿。也就是说，青年研究必须将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有超越现实经验的理论思考与提炼，也要有能够服务于现实需求的应用性研究。要尽可能避免研究的低水平重复和成果束之高阁所造成的资源浪费。
（2）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浙江工业大学方巍从1988年开始，多元研究方法就已经崛起，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综合使用成为研究中的一个特点。陆玉林认为，青年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某个学科所垄断，也没有成为某个学科的专门化的事业。这既导致了青年研究处于学科边缘地位的不利情况，也使得青年研究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青年研究不存在难以渗透的学科边界，不存在统一的概念、方法和标准，各个学科都可以介入青年研究；而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进行青年研究时，可以不受限制地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的概念和方法。
（3）借鉴国际经验。西方的青年研究比我们至少提前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在研究方法、理论及成果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时至今日，尚找不到一本介绍近百年国外青年研究的经典性书籍，更不要说有类似“心理学史”、“社会学史”等具备历史性价值的书籍。
（4）培育研究人才。目前我国尚没有青年研究专业培养机制和学科发展规划，青年研究的专业人员，特别是可以作为学科带头人或有一定学术影响的研究人员，全国为数不多，而且分散、“嵌入”在各学科领域或院校、研究机构中。这样的人员状况，造成今日的青年研究力量分散杂乱，缺乏必要的规范性与统一性，难以在多学科之间形成对话与交流，更难以连续、深入地进行理论建设。因此，培育研究人才是发展青年研究的必要条件。
（源自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