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迅速推进，大量农地转为城市用地。1999年我国的耕地面积19.38亿亩，2008年则减为18.26亿亩[1]，十年时间耕地面积减少近1.12亿亩。根据经验数据，大体上每征用1亩地会造成1.4人失去农地，按此计算，目前我国至少有15680万农民因征地失去土地，变成了所谓的失地农民。从失地农民的地区分布看，浙、苏、闽、鲁、粤五省占了41%，这意味着经济越发达、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城市发展对农地的需求也越大，相应的失地农民也越多。然而，就在农地大规模转变为城市用地的同时，失地农民并没有和农地一样成功实现市民身份转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尽管在许多地区，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将失地农民编织进城市市民的管理网络，但失地农民被市民化的情感非常普遍。从世界城市化经验看，如果城市化仅表现为规模的外延式扩张，城市化将会因缺乏内涵失去支撑。城市化的关键是人，只有大量的非市民转为市民并取得市民身份的心理认同，城市化才有生机和活力。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化依然是这一时期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然而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看，城市化进程中粗放式规模扩张的痕迹非常明显，土地城市化进程远超前于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失地农民市民化滞后不仅严重制约了城市化进程，而且降低了城市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同时失地农民市民身份心理认同的缺失也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如何从内涵上提升城市化水平，加快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就显得非常重要。
如何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自21世纪初就一直是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早期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直到2003年之后，随着失地农民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由征地过程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有关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才引起学者的关注。然而，由于缺乏数据支撑，有关市民化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有关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一种基于调研数据的经验分析。归纳这些文献，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市民角色转化与市民化策略的研究。如吴国庆(2003)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补偿安置、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区管理、社会方式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促进市民化的基本概念和总体思路，以及加快制度创新等对策建议。李一平(2005)指出加快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既要重视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正式制度的创新，又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包括在文化、技术、道德规范、思维方式、社区理念等方面对失地农民进行强化性塑造。二是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排斥、社会适应方面的研究。如王慧博(2008)主要从社会政策、社会保障机制、劳动力市场就业、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出发，对这些相互排斥的因素以及它们如何作用形成排斥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毛丹、王燕峰(2006)通过对浙江某市一些城郊村的案例分析，得出失地农民不愿意做市民主要是基于不安全感，包括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安全以及政治不安全等方面。沈关宝、李耀峰(2010)通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四个地区(上海、广东湛江、辽宁沈阳和河南商丘)的实地调研资料，对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和市民化关系进行探析，指出需要促进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开放和拓展，防止贫困文化的产生和推进其社会资本的再创造。张海波、童星(2006)通过对南京市561户失地农民的调查，从失地农民的经济生存(主要指收入、社会保障和就业)、社会交往、心里变化等微观角度出发系统描述失地农民对城市的社会适应，实证结果表明，大部分失地农民仍认为自己是农民，且认同适应不良，据此提出要改善就业、提高收入、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保体系的政策建议。
从已有文献看，近年来关于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失地农民就业、失地农民的社会心理、非正式制度、资源剥夺和能力贫困、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正式制度、对失地农民的社会排斥、可持续生计等方面，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充分，为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基于对浙江永康和义乌两市城郊失地农民的调研资料，对经济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进行了考察，并运用计量方法对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二、提出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沈关宝、李耀峰(2010)指出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是指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由农村文明逐渐向城市文明跨越的动态过程，是其由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进行的持续性角色转型，意味着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整体性变迁。除此之外，一些学者曾对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进行过系统分析，沈关宝、王慧博(2006)从失地农民自身素质(文化、生存技能)、社会保障缺失、市民意识淡薄等方面出发，指出了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障碍。总结这些文献可以得到两点启示:其一，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非常难以量化的概念，这里既有客观的与市民身份相对应的权益标准，也有主观的心里认同程度，但相对于前者，本文认为后者可能更为重要，因为物质标准仅是一个外壳，市民身份的心理认同才是关键，只有取得了心理上的认同，才会表现出与市民身份相匹配的行为。然而，市民身份的心理认同是一个完全主观的范畴，难以通过客观手段加以量化。为此本文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是否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这个问题，并根据调查对象的回答设定认同赋值为1，不认同赋值为－1，其他情况赋值为0，通过这种方式量化市民化。其二，市民身份的心理认同不仅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客观因素影响。在主观方面，市民化不仅受农民自身条件的约束，还受家庭特征的影响。在客观方面，政府是否为失地农民提供多样化的补偿安置措施、农地增值收益分配决策的民主化程度等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可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基于已有文献和上述两方面考虑，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失地农民的年龄、文化程度、性别、是否常年在外打工等个体特征会影响其市民化身份认同。其中，失地农民越年轻可能越容易接受城市生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新鲜事物，适应城市生活所需时间越短；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其思想会不自觉的受到城市生活的冲击，比较容易接受或融入城市生活，所以常年在外打工有利于农民在失去土地后转变为市民。
假设2:失地农民的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务农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家庭人口结构(是否有老人)等对其失去土地后成功转为市民可能产生影响。如果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全是或者绝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土地，那么农民对土地的高度依赖可能会影响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即对土地越依赖转化可能越不容易。如果家庭务农成员占比大，家庭主要就业方式是以种地为主，那么家庭成员平时与城市接触就会比较少，其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在接受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方面难度会增加。
假设3:政府对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生活是否在意对农民失去土地后的市民化身份认同可能产生影响。诸多学者指出，土地作为农民的唯一依靠，具有社会保障、就业、获取直接经济收益等一系列功能。这意味着，农民在失去土地以后，最担心的是自己乃至全家今后的生活着落以及发家致富的希望，其中最为关心的是生存需要和各种基本保障问题。由于在农地征转用过程中，政府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政府也是人们寄托希望的主体，所以在农民失去土地后，政府是否积极介入和关注失地农民的生活就显得非常重要，政府的不同介入方式和关注程度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假设4:征地过程的民主化程度对农民失去土地后成功转为市民也可能产生显著影响。从征地实践看，征地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矛盾，有些矛盾甚至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在经验上，这些矛盾产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征地过程信息不透明，征地决策缺乏村民参与。征地过程民主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失地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从而无论在物质上获得多少补偿，心里上依然对政府给予的各种关爱予以否定甚至抵制，这其中必然包括政府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各种制度安排和人文关怀。基于上述分析，有理由推断，征地过程的民主化程度将会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
(二)抽样及样本情况
由于受主客观条件限制，本文采取了配额抽样的方式，选取了失地农民比较集中的金华市作为主要调查地点。金华市地处浙江省中部，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优越。为了成为浙江省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近来年金华市土地征用速度很快，征用面积数额较大，失地农民数量也快速增加。本文主要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永康市、义乌市作为调查地点。永康市作为中国的“五金之都”，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2008年实现生产总值244.83亿元，年均增长16.2%；财政总收入31.4亿元，年均增长23.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7.8亿元，年均增长12.3%。永康比较大的投资项目主要有科技工业园三期工程、五金城二期工程、西城工业区建设工程、台金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等。为了修建这些工业园区，政府征用了大量的农用土地。同永康相比，义乌作为一个有20多年小商品发展历史的购物名城，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商品贸易，发展重心与永康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大力实施“兴商建市”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国家重点工程。这些国家重点工程主要集中在修建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随着两个地区土地的大量征用，失地农民数量骤然增加。两地失地农民的大量集中成为本文选取这两地作为调查地点的关键。
问卷调查于2009年12月到2010年8月期间进行。发放问卷700份，其中失地农民400份，回收350份，有效问卷324份，有效回收率92.6%。整个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表1略)。
在受访的324个失地农民中，认为自己已经是市民的有49个，占15.1%；认为自己不是市民的有109个，占33.6%；有51.2%的失地农民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清楚。可见，大约85%的农民在失去土地以后对自己已经是市民的身份并不完全认同。这一情况与有80.2%的失地农民已经得到政府提供的各种安置补偿措施结果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政府已经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各种补偿和安置措施，但是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同度却很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目前在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对失地农民提供的补偿主要就是丰厚的物质补偿，既包括一次性的现金补偿，也包括一次性住房补偿，但是就业安置的却很少，即使有也仅是以非“正常城市人的身份”安置于低端服务型部门，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型城市人。由于没有正常城市人身份的工作安置，所以虽然失地农民很有钱，生活在失地后有很大改进，但由于不具备城市人的身份，导致失地农民对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较低。受访失地农民的年龄介于20～50岁的占到76.2%，说明调查的失地农民以中青年为主，这就保证了样本数据的科学性。具有中学文化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失地农民占57.7 %，说明整体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比较低。调查对象中有30%的农民常年在外打工，说明农民依靠打工维持生计的比重较小。在被调查的农民中，绝大多数农民(65.7%)的土地被一次性征完。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无论自愿与否都必须面临着市民转化的问题。有52.8%的农民对土地征用并不满意，说明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诸多行为有待进一步改进。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选择
为了验证前述的四个假设，根据相关理论及调查数据的可获得性，将本文的实证估计模型设定为(1)式，即将市民化心理认同与否作为因变量，将失地农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政府政策支持和征地过程民主化程度设定为主要解释变量，其他未考虑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统统归入估计误差。其中Ide表示失地农民的市民身份认同度，当失地农民认为自己不是市民时，Ide取－1;认为是市民时，Ide取1;其他情况时，Ide取值为0。age、edu、se、wage、az、sat代表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家庭务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政府政策支持、土地征用满意程度等变量。a为常量，β1…β6为各变量的系数。表2（略）对模型中各因素的具体变量、各变量赋值方法及各变量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身份认同影响的预期符号做了推定。
Ide=a+β1age+β2edu+β3se+β4wage+β5az+β6sat(1)
为了更清楚表达关键变量的量化方式，对表2中涉及的关键变量作如下进一步说明。被解释变量选用失地农民对自己是否是市民的自我身份认同，这种定义除了前述所说明的原因，还有就是，失地农民市民化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表现的是两种身份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物质条件、行为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转变。而这一系列转变成功与否都可以归结为失地农民在完成市民转化后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如果失地农民自我认同自己已经是市民，说明其已经适应并接受城市文明。如果失地农民尽管身份已经转化为市民但仍然认为自己不是市民，说明其城市归属感不强，并没有彻底完成转化。在解释变量中，选取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政府政策支持和征地过程民主化等变量。这些解释变量由于各自代表的内涵差异比较大，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政府在征用土地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处于主要谈判人的地位，而失地农民处于次要地位，其对土地征用满意度、征用信息的透明度大大影响了对市民化的认同。在中国关系型社会当中，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特征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认可度的影响重大。这些变量能够较为全面地对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因素进行诠释，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对个人特征的量化主要选取文化、年龄等指标，因为这些指标在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个人因素中具有代表意义。对家庭特征的量化主要选取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和家庭务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因为这些指标能很好表现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家庭务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这一指标表现了村民与城市接触的紧密程度，以及城市对农村家庭的冲击力。对政府政策支持程度的量化主要包括是否提供各种补偿和安置措施。这一指标在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因素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征地过程民主化程度的量化主要包括征地过程、土地出让价格是否透明、公开，土地征用是否满意等数据。土地征用是否透明、公开会大大影响失地农民对土地征用的满意度，进而影响失地农民对市民化的认可度。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
笔者选用EVIEWS 6.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由于本文选取的是横截面数据，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要考虑异方差的问题①。通过对异方差的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最后的计量分析结果见表3（略）。从各变量的概率值可以看出，选取的各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估计的p值及相伴概率也都很小，说明模型通过检验。R-squared取值很小，主要与本文选用变量的取值有关。针对这种自变量是定性变量的模型，R-squared取值一般不会像普通模型那样达到90%左右。以上模型估计的R-squared取值已经足以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高，模型设定较为合理。
个人特征方面，年龄与因变量的相关程度为0.08779，为正相关。这个结论与之前的假设1存在一点分歧。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老年失地农民负担比较小，在城市可以享用便利的基础设施、享受到更好的精神生活，所以其对市民身份的认可度反而较高。相反，青年人由于在城市生活成本很大，既要赡养老人，又要为孩子支付大笔的教育支出，还要为日常生活成本的骤然增加不停工作，这一系列变
化都可能影响青年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同。尽管青年失地农民自己在身份上已经是市民，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但是生活质量却可能由于其巨大的生活和精神压力大大下降，进而影响了自己市民化认同程度。此外，文化程度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影响较为显著，为0.193798，失地农民自身文化程度越高，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对自我市民身份的认同度就高。假设1在此得到验证。
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务农人口占比与因变量相关程度最高，为－0.204135，说明家庭主要就业方式对失地农民市民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呈负相关。家庭务农人口占比越大，市民化程度越低。原因主要在于务农人口占比大，说明农民对土地感情较深，土地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不利于其向市民的过渡和转化。此外，家庭经济主要来源也与因变量成正相关，为0.080851(本文以打工收入作为参照组)。说明家庭打工收入越多，市民化程度越高。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2。
政府政策支持方面，政府是否提供各种补偿和安置措施对市民化有重要的影响，两者呈正相关，相关度为0.080835。政府提供各种政策扶持措施对失地农民来说是一种保障，会增强其安全感。因为土地对农民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农民把种地作为自己的职业。农民在失去土地以后，要解决就业、养老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政府是否提供各种补偿安置措施直接影响到失地农民对市民转化的配合程度，进而影响失地农民的市民认可程度。假设3在此得到验证。
征地过程民主化程度方面，失地农民对土地征用的满意程度对市民化也有重要的正向作用，两者相关程度为0.171015。如果失地农民对土地征用本身不满意，即使其已经成为市民，可能还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这大大影响了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可度。假设4在此得到验证。
(二)结论的稳健性检验
在本文，市民化是一个核心概念，采用不同的指标衡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因此，为了确保文章结论的可靠性，有必要对被解释变量采取多维度衡量，进而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为了达到此目的，本文选取了生活满意程度、家庭收入满意程度、居住环境满意程度等指标对其稳健性进行检验。这些指标能较为充分地说明失地农民向市民转化后的整体状态，而这些状态对失地农民对自我市民身份认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表4（略）是采取替代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分析结果。从回归分析结果看，表4的结论与表3基本一致。即家庭务农人口占比、失地农民自身受教育程度以及对土地征用满意程度与市民化的相关程度比较高。而家庭经济主要来源、政府政策支持、年龄等因素与市民化的相关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小。比较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以及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程度也基本一致。
以上是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代以后的回归结果，为了确保文章结论的科学性，在对解释变量进行替代回归分析后，又选取了解释变量“土地征用是否满意”的替代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合本文之前的假设和理论分析，“土地征用是否满意”这一指标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本文与以往研究不同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对其稳健性进行验证。在此选取“土地征用信息是否透明”这一指标替代“土地征用是否满意”这一指标。之所以选取这个指标是因为它都能很好地诠释在土地征用过程中村民自治的民主化程度，两者相关性非常高。表5是回归分析结果。从中看出，结论与前面四个模型估计结论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家庭务农人口占比、失地农民自身的文化程度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影响较大，政府政策支持以及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对市民化的影响虽然在显著程度上不及前者，但影响是存在的。这意味着，缺乏充分的政策支持，尤其是缺乏长效的就业安置机制，至少发达地区对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结论与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基本一致。如钱忠好、曲福田(2004)认为我国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重视不够，无法有效保障农民失地以后的权益。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还没有为失地农民提供市民身份转换所需要的政策支持。此外，本文通过分析农地征用过程民主化程度与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关系得出，征地过程的民主化有助于推进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尽快实现市民的身份转换。然而在现实征地实践中，失地农民对征地信息的了解却非常少，在有些地区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前甚至对征地情况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农地增值收益分配决策的参与了。由此可见，征地过程民主化的严重缺失很大程度上延滞了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进程。
鉴于以上结论，获得以下几点启示:其一，家庭务农人口占比对市民化影响显著，因此要提高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可度、增强其城市归属感，首先必须要减少农民对土地的过度依赖。为此，促进失地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努力开拓就业渠道，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拓宽就业服务领域等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显得非常必要。其二，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对市民化的影响也较为显著，这一结论提示我们要彻底完成失地农民的市民转化，就要不断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可以通过建立教育培训保障机制以及再就业创新机制等措施对农民进行再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增强其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其三，征地过程的民主化程度对市民化影响显著，这意味着，村级组织在土地征转用过程中能否做到信息透明、公开、程序合法等对失地农民市民化有重要影响。因为这关系到农民对政府执政行为的认可和信任。而这种彼此之间的信任在失地农民市民转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市民转化的快慢。为此，应不断完善村级组织的民主程度，尽量做到信息公开透明、补偿公平、科学，不断完善土地征用听证程序，严格征地监督机制，保障被征地集体与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话语权。
总之，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失地农民是否能够较为顺利、彻底地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与诸多因素有关，其中与失地农民联系较为紧密的基层地方政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由于与农民接触机会较多，比较了解农民的偏好和利益诉求)。因此政府不但要为失地农民提供较为完善的保障机制，包括就业机制、养老机制、医疗机制、再教育培训机制等，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要确保失地农民享有同市民相同的社会权利，增强其对市民身份的认同归属感，使其较快适应城市生活，彻底转化为城市居民。此外要不断完善基层组织的民主化程度，促使失地农民积极配合政府的各种活动和政策，较为顺利完成转化，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
注释
[1]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
[2]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吴国庆.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03(4)
[2]林乐芬等.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现状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9(3)
[3]李一平.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推进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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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丹，王燕峰.J市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做市民——城郊农民的安全经济学.社会学研究，2006(6)
[6]沈关宝，李耀峰.网络中的蜕变: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探析.社会学研究，2010(2)
[7]张海波，童星.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社会学研究，2006(1)
[8]沈关宝，王慧博.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7)
[9]钱忠好，曲福田.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中国农村经济，2004(12)
[10]吴次芳，吴丽.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失地农民生活质量指数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土地科学，2009(4)
来源：农业技术经济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