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福兴:当前我国种业存在五大“卡脖子”风险

自古以来，粮安天下，种为粮先。作为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本。种子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源头，种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要打种业翻身仗，首先要防止“卡脖子”。当前，我国种业存在五大“卡脖子”风险，必须未雨绸缪加强防范。

一是种质资源引发的国家种业源头安全风险。 种质资源是国家种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作为世界上生物物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分布广，我国的3万多种高等植物，使我国种质资源位居全世界第三，植物物种占世界总数的11%，这是我国几千年积累的资源和财富。当前，我国种质资源流失的现象比较严重，很多自己的传统种植资源流传国外，被别国改造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发达国家利用生物育种知识产权战略，极力圈占我国的种质资源，以此提高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和控制能力。我国种质资源利用不充分，保护不彻底，一方面存在被别国窃取据为己有的风险，另一方也存在逐渐消失的风险。长此以往，将出现种业源头被“卡脖子”的风险。

二是民族品种消失引发的传统物种多样性风险。 农业品种多样性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民族土种资源是重要的生物育种资源，土种含有的地方特色基因异常丰富，是生物研究的重要标本，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而随着土种的不断消失，土种拥有的生物物种资源，包含种内的遗传资源和农业育种意义上的种质资源也将随之消失而永远灭绝。如良种猪进入我国约30年，却替代了养殖改良近9000年的土猪，很多珍贵的土种猪品种几乎绝种。据报道，优质的温州平阳土种母水牛仅存栏210头，种公牛仅剩12头，绝种岌岌可危。珍贵的农业遗传资源是解决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战略资源，土种的不断消失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据统计，我国50年代初约种植10000个小麦品种，到现在全国推广种植的小麦品种只有400多个了，其中许多的地方土品种几乎灭绝。我国主要粮食作物1956年有11590个地方品种，而2014年不倒60年的时间只剩下了3271个，丧失比例高达71.8%。

三是外来物种入侵引发的种业国门安全风险。 外来入侵物种是可以给当地的生态系统或景观造成明显的损害或影响的物种。森林消失、生物环境破坏、草场退化、沙漠扩展、沙尘暴频发、水体污染……这都与破坏生态系统稳定的外来生物入侵息息相关。随着外来入侵物种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积极防治外来物种入侵是加强生物多样性管理、保障生物安全的重要任务之一。2020年6月2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

四是前沿育种技术与与安全防御技术落后引发的安全风险。 中国种业论文数量世界第一，占全球作物育种领域全部论文量的20%。但“论文强国”没能造就“种业强国”。种业研发是种业发展的核心指标。一方面，我国种业研发的投入主体不强，种业研究企业投入积极性不高，国家公共投入不足，种业研究的主体集中在科研部门，企业规模普遍弱小，企业的研发主体力量发挥不足，影响种业向高尖端领域的扩张与渗透。当前生物育种的分子育种等转基因育种前沿技术，中国尽管是世界少数能够参与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的研究水平并不是宣传的那么高，在种业前沿技术研发中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距离。如当前将近90%的分子育种技术和专利掌握在美国等科技强国手中，我们掌握的比例很少，分子技术很容易被“卡脖子”。另一方面，如果不仅在育种技术的高尖端前沿科技不足，不仅种业“芯片”级的高技术很容易被人“卡脖子”，而且我们的种业安全防御技术不同步，面对转基因种业带来的安全隐患，我国防范技术也不强，应对生物育种负面技术和危机的技术短缺，国家种业技术安全存在受制于人的潜在风险。

五是国际生物育种技术垄断引发的种业和农产品贸易战风险。 当前，生物技术不仅是美国和欧盟等国家产生国际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因素，还是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纠纷的导火索。生物育种技术的世界战争已经在技术创新、技术使用、生物原料、种质资源等领域全面展开，与人类粮食安全、生命健康与安全、能源安全等息息相关的生物技术贸易战，是人口大国生死攸关的战争。2018年以来这场由美国单方挑起的中美贸易战，表面上是贸易逆差，实质上是打压中国高新技术创新发展的战争，已经波及到我国以生物技术息息相关的农业贸易。生物育种技术作为生物技术的核心，必将越来越成为各国关注和竞争的焦点。因此，未雨绸缪农产品和农业技术特别是种业技术的贸易战，作为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的中国是绝无选择的战略。当前，中国种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真正能够参与国际种业竞争的企业还没有几家，有核心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更加少，加之，种业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等都不完善，我国种业在国际种业市场贸易中话语权比较弱，动不动就有可能被别人“掐脖子”。

诚然，我国种业在国家的强大保护下，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以上这些风险有的还是潜在的，暂时还不会出现。但是，作为人口大国，种业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基石不能出半点纰漏。因而必须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把种业安全风险纳入严格的监控之中，加快建立可持续、现代化的种业安全保护体系。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