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见》：你是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学者，新世纪之初三农就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重中之重”。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你如何看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温铁军：其实说我是国内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学者，不太合适，我不外乎就是把90年代那种比较偏重于农业生产的政策讨论，增加了两个维度：认为应该强调农民利益维护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对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大国如果不讲农村发展只讲农业生产，政策是有偏差的。党的十九大确立乡村振兴是国家还需20年才能完成的重大战略。根据小平同志的说法，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鼓励部分人先富；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最终造成的是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小平同志40年前就定了这个目标，在2000年进入新世纪之前要实现全面小康，8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带动农村百业兴旺，也确实展现出共同富裕的前景；只不过因为80年代后期要应对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接着又是美国带领西方制裁中国，外资退出，同期乡镇企业大面积歇业与国企破产造成劳动群体收入下降，使整个90年代用财政做二次分配的方式来缓解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能力严重不足，虽然1993年确立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但缺乏财力就做不到。现阶段再度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党的历史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挑战恐怕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如果不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任由贫富差别拉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撕裂，拿什么应对严峻的全球化挑战？《慧见》：你所指的全球化挑战是疫情以来这种逆全球化趋势吗？温铁军：其实不是。中国的发展一直是充满挑战的，为什么现在讲历史上前所未有，因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近这两届政府都在大规模地制造流动性过剩，向全球转嫁美国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泡沫崩溃的代价。对我们来说意味着越多进口、越多为世界生产，就越多吃进通胀，简单说叫输入型通胀，有谁愿意继续这样吃人家的代价吗？这是全球化挑战的第一大问题。接着2014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了，那些靠着价格飞涨受益的国家已经把收益都花掉了，当价格陡然降下来，比如石油价格从148美元又降回到30美元的时候，这些得了原材料涨价好处的国家突然没好处了，消费突然萎缩，就导致全球通缩。从全球通胀到全球通缩，客观上是那个所谓主导全球化的国家一手造成的，我们应该继续沿着这个吃进代价的方式走吗？为什么我们要调整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因为一会儿全球通胀，一会儿全球通缩，进口通胀和进口通缩对我国来说都是承担了美欧日连续出台量化宽松的成本转嫁。加之近年来全球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连续进攻，即使我们想走老路，人家也不让了。所以我们遭遇的全球化挑战不仅仅是疫情造成的供应链破坏，实际上疫情之前已经有10年左右时间，我国一直面临着大起大落变化无常的全球化成本转嫁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练好内功，夯实基础，把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慧见》：从《八次危机》到最新的《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你的著作贯穿始终的理论主线就四个字——成本转嫁。我对此的理解是当风吹过来，人们会注意到风吹来了什么，而忽略被风吹走的东西。创造和消耗是一体两面，人们容易只看到改变的创造性，忽视了改变的消耗性，你为什么能一直反复提醒我们要对任何改革（改变）都要问一句，那么代价呢？温铁军：很高兴你能用一种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的描述。诚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被风吹走了什么！可见，我无外乎就是提醒大家一个基本常识。其实，咱们从小就学过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等的，no pains no gains。既然是普通人都有的常识，为什么好像只有我在这样说。故意忽略常识的人可能背后有某种利益在引导。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多种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相互博弈，都希望增加自己的利益，甩掉成本。这也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现象。《慧见》：农民其实是弱势群体，你出生书香门第，大学毕业就先后进入了总政治部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什么让你注意到被转嫁了成本的弱势群体？温铁军：我们那一代人都经历了基层的锻炼，老三届都有十几年在基层的工农兵生活，高考恢复上大学的“新三届”在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国家机关要更新换代，需要人，于是，这些有过基层实践的人就参与了国家政策研究，就会比较贴近底层。三农是党一直以来的政策，但特别关注三农就是那个阶段开始的，以农民利益为主要出发点，以农村的发展作为政策主要考虑的目标。这在80年代是主要方向。到90年代，主管部门开始比较倾向于把美国那套教科书理论体系搬过来，有人就爱说美国农民如何，其实概念错了，应该是说美国农场主如何，然后把西方那一套农业现代化当做赶超目标。这种情况下我才不得不斗胆多提了几句质疑，请注意美国农场主和中国农民，这种基本概念的内涵不同，也许应该归因于翻译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