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的乡村建设面临着新历史时期的新特点，需要以新思维重识乡村现状，以系统性探索建设的可行路径，以耕读教育为代表的切入点开展乡村建设。关于新思维，要坚持当前及今后中国城乡并存关系下对乡村价值的判断，坚持小农家庭经营是农业发展的本源性制度，坚持“实事求是”、“拿来即能用”、“用来即有效”的“三农”工作原则和方法。关于系统性路径，则要以“三对位”的形式重构“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多元参与”、“技术嵌入—文化本位”六大发展要素。而多年的乡建试验经验表明，融合市民教育、学生教育、新农人教育的耕读教育是是新历史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有效切入点之一。
【关键词】新历史时期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新思维 系统性路径 耕读教育
（一）新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行动中的作用是什么？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应对新历史时期有一定的敏感性。新历史时期，是指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亦即后扶贫时期。时进我亦进，“与时俱进”，我的反思是，面对新历史时期的乡村建设事业，自己是否称职？该做的学问是什么呢？应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昨天我和中央党校的徐祥临教授一同在安徽阜阳开会，一路上讨论的共识是，当前的乡村振兴，起主导作用的是各级政府，起主体作用的是各类农民；知识分子则作为新思维的启发者进行点火、参与和助力，必要时可以对基层实践中的探路者行动进行参与式的指导和归纳，但是，从来不是社会实践的轴心力量、基础力量。今天，我想结合我最近的研究，先讲一讲新历史时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新思维；再结合多年来参与点火、助力作用的乡村建设试验，谈谈可行路径和相关经验探索。
（二）没有乡村建设行动的新思维，就没有乡村建设的新行动
乡村建设或乡村振兴的新思维是什么？以我的理解来看，是对乡村建设赋智、赋能、赋予新发展思路；因为思想、思维有多远，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才能走多远。老革命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同理，我觉得，“没有乡村建设的新思维，就没有乡村建设的新行动”。
最近几天，我给我的学生和朋友推荐农业农村部唐仁健部长署名发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此文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的第5期上。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说出了我多年来认同和提倡的新思维：
第一是关于当前及今后中国城乡并存关系下对乡村价值的判断
。唐部长强调了两个并存趋势：“当前城市比重上升、乡村比重下降，但城乡长期共生并存；而乡村宅基地制度、土地双层经营体制让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保障了我国社会稳定”，这是关于中国城乡发展关系的大判断。在此基础上，唐部长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乡村的多元价值”，强调了“农村是战略后院”，以及新历史时代“食品保障、生态涵养、休闲体验、文化传承”四大功能，这使我想起了农民研究所老所长朱启臻教授今年的新作《后院》，以及日本农学专家祖田修的早期研究。祖田修先生曾梳理了世界“三农”发展大势，认为二战之后的20年时间里，全球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为了国民吃得饱，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其发展思路是效率至上、产量至上的；但到了1965年-1985年，部分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农业生产污染问题，导致这一阶段的世界农业趋势，不再单纯追求产量，而是重视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改善；而从1985年-2000年再到当下，全球的“三农”发展主题转向了生态、生活、生产的三生合一，“三农”发展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和生命共同体建设，也即“场”的建设。借此反思，如果在新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依旧只追求产量发展，那是否意味着我国发展农业的思路还停留在二战后的那个时代呢？当前中央出台了作为“四梁八柱”的系统性三农政策安排，我们是否意识到国家中长期发展过程中的新战略思维了呢？
第二是肯定了小农家庭经营是农业发展的本源性制度。唐部长强调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农民取得了土地，而我党取得了民心；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把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作为之后我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我把这些内容分享到乡建试验的微信群里后，有人问我，什么叫本源性制度？本源性制度就是基础性制度，我国农业发展的本源性制度是强调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是最基本的农村土地制度或农村生产经营制度，是要充分承认和肯定小规模的家庭经营甚至小农户的生产基础性、单位合法性和对三农发展的积极作用。这些观点中所透露出来的新思维，是要扶持小农、带动小农、改造小农，而不是要消灭小农；是要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发展合作社，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而不是资本雇工农业，把小农直接推向无限市场。中国式家庭农场的优势在于家庭单位生命周期与农业生产周期合拍、同构；这种对现代农业与小农生产同步的强调，本质上是在小农生产的基本格局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承认了“农业生产在户、社会服务在社”的新时代农民合作经济模式。
第三是关于新历史时期三农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均是实事求是的，是拿来即能用，用来即有效的。
比如，谋三农务必要以人为本，要体用结合，以农业赚钱是“用”，只有实现人或者农民的发展才是“体”。再如，要跳出“三农”抓“三农”，我在河南老家所推动的弘农试验也是跳出农业抓农业，从消费者的发育来推动当地生态农业发展，从当地的人才返乡、人才培育、人才振兴来实现农民发展，从乡土文化的复育来推进农村的现代化建设。还有，新时代的“三农”工作，要“听基层呼声，看基层创造”，要把握规律、因地制宜、扎实稳妥、系统配套，等等。
（三）系统化的对位式的实践探索，是乡村建设行动的可行路径
新思维是方向和趋势，而通向新思维的方向、形成新思维的趋势的可行性路径，则是接下来最关键的。关于路径，需要从系统化视角来看“三对位”的系统化配合。我们在不同的案例中发现，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需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多元参与”、“技术嵌入”、“文化本位”等六个要素协同发挥作用，而这六个要素在系统配套上是以三个对位的形式出现的。
首先是“党建引领-政府主导”这一对位。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问题的凸显，党建的作用是极其强大的，新时期的党建既表现在“支部建在连上”这种基层的组织建设上，也表现在通过各种党建活动重新激活每位党员的积极党性上。党组织的组织建设和党性的修养建设，凸显了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而政府主导的作用，正是在行政领导、提供资金和政策扶持、督导等方面落实党建引领作用的伴生现象。
其次是“农民主体-多元参与”这一对位。
这里强调了实践中农民主体在“留守-外出”结构下的模糊性和生成性的特点。乡村建设不能把留守群体当成了唯一的主要的农民主体。中国乡村与城市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构特点。乡村建设中的多元社会主体在不同程度的参与性，使得当前的乡村正在形成一个大农民主体，或者是适应新形势的新农民主体。返乡青年、新农人、荣誉村民等新农民群体，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村庄的公共生活和生态、经济等建设中，这种宽泛的“农民”概念将补充甚或替换到社会分化后的静态的留守的农民主体。讲农民主体，虽然首先是强调留守群体，但必然要伴生有多元群体的参与和汇聚态势。这体现了城乡融合下新农民群体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
第三是“文化本位-技术嵌入”这一对位。
任何物质的、精神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文化的表现。重新激活传统文化，本质上不是复兴，而是汲取力量，在守正中传承，在激活中弘扬与再创新。所以，文化本位，强调新文化的发育、生成，强调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的绿色文化、红色文化甚至是科技文化的融汇合成，强调文化的熏陶，孕育和融渗，甚至是支配性和化成性作用。其中，技术嵌入是不可忽视的信息要素，区块链、数字化、通讯信息等技术的有效嵌入，使得乡村硬软件建设均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但是，我想强调的是适合我国乡村多样化发展的中间技术、细精技术、量力而行技术，这样的技术见物更见人，有量更提质，解放了人而更增强自信的技术。这类技术哲学催生下的具体的道和术，更表现出多元性的中道而非异化的性质。
最后，我简单介绍一下9年的以耕读教育为切入点的试验。耕读教育是新时代乡村建设与振兴贯彻新思维的一种稳健的切入点。这种切入不只是对市民的教育和学生的教育，还包括新农人教育。这里的6张图片，有灵宝市弘农书院从“以文化人”入手组织返乡青年以耕读研学方式接受生态理念和技术的“文化本位-技术嵌入”模式的，也有村党支部紧密结合上级指导精神组织村民“组织振兴+产业振兴”的“党建引领-政府主导”模式的；也有兼具“农户家庭经营生态生产的优势”与“合作社购销信用数字化的优势”的“农民主体-多元参与”模式的……
这些基层草根经验，能够从一开始有点生气和活力，大都体现了如上所述三对位六要素的不同程度的伴生或配套的特点；后来能够坚持下来相对可持续，也大都体现了六要素的不同程度的介入并逐渐形成了系统化的稳定的支撑框架。
新思维、系统性，切入点，这是贯穿于具体乡村建设行动之中的概念，没有新思维就很难做出新的、顺天应时的、积极的乡村建设行动；而系统性的乡村建设体系，将为有效而持续的乡村建设与振兴提供相对稳健的保障；耕读教育的探索和开展，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以人为根本的、改善社会的真正原始点。
文章原载：“农民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