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ay官方app 未来学院

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在伦敦寓所的躺椅上，马克思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虽然一生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非常关注这个东方大国。他从议会通报、政府文件、军事要闻、媒体报道，以及来华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旅行家发表的文章中，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最新情况。仅《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有90多处论及中国。他曾写道，鸦片战争中压抑的中国火种必将爆发，“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

先哲的预言，历史必有回响。如今，马克思应该感到欣慰，因为 “Marxismus（德语马克思主义）”早已变成“马克思主义”，穿梭在中国的战火里，也见证了中国的经济腾飞、社会发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活力。正如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所言，“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

毛泽东：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动摇过

在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西行漫记》中，毛泽东谈到了他“结识”马克思主义的故事。那是1920年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有3本书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编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编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但实际上，“结识”的过程并不轻松。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初次见面”还得往前推两年。1918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毛泽东从长沙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常向李大钊请教问题，也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当年11月，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庶民的胜利》时，毛泽东就在现场。这些经历对毛泽东认识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启蒙作用，但那时的毛泽东更倾向于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1919年春，毛泽东回到长沙。湖南总督张敬尧下令解散学生联合会，查封了毛泽东等创办的《湘江评论》编辑部。此后，毛泽东带领重组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多次与张敬尧展开正面交锋。1919年2月，学生们举行了5000人以上的示威游行，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率军警千余人包围会场，殴打辱骂学生。当年底，毛泽东第二次进北京，率“驱张”代表团请愿。

“在搞学生运动和驱张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找到一个现实的道路，动员广大民众来推翻统治阶级。当他读到那3本书时，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毫不犹豫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金民卿对记者说。1920年冬，毛泽东在长沙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他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共内部反思认为，一部分原因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事实上，马克思早就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在当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已被注意，但仍没有坚决的概念。湖南这次失败，完全由于主观上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先后在南昌、广州等城市发动武装起义，但都迅速失败。

为什么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还是失败了？金民卿说：“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革命，通过城市暴动方式取得胜利，因为欧洲国家资产阶级的力量集中在中心城市，无产阶级的力量也集中在中心城市。巴黎公社的实践证明，这种起义是有力量的。1917年，列宁的十月革命又是发生在中心城市圣彼得堡，而且成功了。所以苏俄的共产党人发展出城市中心论，攻打大城市以夺取政权。”

“但中国的国情跟俄国不一样。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他们要对付的势力非常顽固。斯诺写过，‘只要本国和外国的警察力量的双重制度存在一天,要动员中国产业无产阶级采取政治行动,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中国的根基在农村，要搞革命，就是从根拔起，从农村开始。”金民卿说，“毛泽东看清楚了这一点。”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此后，在八角楼清油灯的微弱灯光下，他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初步提出，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刻，马克思主义接上了中国的地气，山沟沟里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当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党内再次出现认识的模糊。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主张一次革命论，“毕其功于一役”，想把反帝反封建、抗日反蒋一口气完成。还有一些人坚持二次革命论，先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抗日战争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是机械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

“但中国当时的现实状况并不符合这个理论，资产阶级大肆屠杀共产党，已经成为大地主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不能够领导民主革命的胜利。”金民卿说。所以，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紧接着，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他指出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金民卿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斯诺写过的一句话很有意思，‘枪杆子、农民力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先锋，但是把这三者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战略，他是先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中国现实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1945年4月，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邓小平：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

与毛泽东不一样，邓小平是在国外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1922年，赴法勤工俭学的邓小平失去了学业，在巴黎以南的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受到工厂里一些思想进步的勤工俭学学生影响，邓小平开始阅读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报。他曾在日记中回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觉得陈独秀所说的话是正确的。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

当年6月，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布洛涅森林市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旅欧少共），赵世炎曾几次去哈金森工厂演讲，培养积极分子。不久，邓小平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并在它创办的刊物《赤光》中承担蜡板刻写、印刷等工作。1924年，旅欧少共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邓小平担任领导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年仅21岁的邓小平频繁参与组织旅法华人示威和集会，邓希贤（邓小平当时用名）这个名字常常出现在法国警察局的档案里。在1926年1月一个静谧的凌晨，法国警方前往邓小平的寓所搜捕，却只搜到了《中国工人》《共产主义ABC》等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邓小平等人早已得到消息，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列车。此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在日记中写道：“我能留俄一天，就要努力研究一天，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知。”

1927年，邓小平回国，此后参与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的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下了卓越的功勋。“文革”中，邓小平受到错误的批判。

“文革”以后，党内出现了一种主张，“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5月，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说过‘凡是’。”

“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出了以上论述。8月19日，邓小平同文化部的负责人黄镇谈话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邓小平在当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其中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成为扭转局势的重要决策。

“阶级斗争理论和经济建设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二者的适用时期是不一样的。”金民卿对记者说，“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应放在首位，但在和平时期，我们的重心就是要搞建设。”

1979年4月，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当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后改名为经济特区。随着特区迅速发展，国内却出现了很多非议。有些干部到深圳参观后，说除了天空飘扬的国旗外，深圳已经见不到红色；有的报纸刊登文章讲述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特区出租土地就是新的租界；还有人说经济特区成了走私通道；更有人悄悄给中央写信，说深圳80％的干部烂掉了。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广东省及各地和中央的领导干部有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的违法犯罪行为。当年2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这就是有名的“两省会议”。

幸而，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明确支持了两省的改革行为。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回忆说：“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就在这一年的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接着，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

但争议还在继续，有人紧抱马克思写的话不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就是全社会实行100%的公有制和100%计划经济，商品经济消亡。“但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基础的，那就是商品经济已经高度发达。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是在一个比较低层次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所以必须要把资本主义取得的一些成就吸收过来。”金民卿说。

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声中，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到特区视察，站在深圳国贸大厦49楼的旋转餐厅里，看到了深圳特区的全貌，他欣喜不已。在深圳接见党政军干部和媒体时，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行至珠海时，邓小平高呼：“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举世关注中，党的十五大于当年9月召开。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宣布：“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随后，十五大修改党章，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飞跃。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2012年11月，十八大闭幕后半个月，新当选的党的总书记习近平与其他政治局常委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讲了一个故事。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边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正在浙江义乌的家里翻译第一个中译本的《共产党宣言》，错把墨水当成红糖水喝了，于是由此说了一句：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2017年10月31日，十九大闭幕后一周，习近平带领其他政治局常委来到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了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看到陈望道译出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习近平停下脚步，仔细观看。

习近平与《共产党宣言》结缘已久。1969年，年仅15岁的习近平来到陕西梁家河插队时，反复阅读过这本书。和习近平一起插队的雷平生回忆说：“有一次他说起《共产党宣言》的译本问题，说到这部著作有从俄、日、德、英、法不同语言翻译过来的中文本，很多学者对此都有不同贡献，但又各有侧重。他们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理解不尽相同。他感慨地说：“这么一个小薄本经典，就有这么多名堂，可见认识真理很不容易。”

习近平还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著作，如《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1998年，习近平到清华大学在职研究生班学习，选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专业，4年后获得了博士学位。

2017年，在一次讲话中，习近平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学习，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何要原原本本地学？“现在，很多干部常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但有时只是把马克思主义概念化和形式化了，忘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什么。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要真正了解马克思，得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上。”金民卿说。

习近平的很多重要讲话都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充满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情怀。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他形象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他还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我们党的最高理想还是实现共产主义，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是共产党人的天经地义，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也是共产党人的天经地义。

如今，中国已实行了4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社会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生产力很落后，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现在生产力提升了，但又出现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解决这个新的矛盾，就是解决新时代下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问题。” 金民卿说。

2017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平用八个“明确”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现在，已有170多年。金民卿说：“马克思预见性地提出了很多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方案，但因为条件不成熟，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但它的生命力是持久的、强大的。”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

（来源：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