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审议通过，“两个一流建设”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议题。笔者认为讨论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不能不认真思考以下四个问题：
对学科的评价能简单地移植对大学的评价模式吗?
世界一流学科终究和世界一流大学不同，如果把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价模式简单地下移到学科层面，则有可能造成学科建设的不堪重负，甚至扼杀一流学科的建设。
为什么对学科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移植大学的评价模式?因为二者肩负的功能不同。学科只是大学的一个细胞，若干个优质细胞组成一个优质的大学，但并不代表这些细胞个体都应该拥有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所有功能。大学功能的实现，也并非建立在这些个体都能够整齐划一地完成这些功能上，而更多的可能是建立在这些个体分工合作的基础之上。世界一流大学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等功能，但大学的每一个学科并不一定相应地具备这四项功能。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学术性组织，大学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内部存在若干基于学科划分形成的小社区，这些被称为院、系或所的小社区相对独立，有自己的学科体系、教学科研内容、组织方式、实践活动和评价标准。由于知识的分类和知识生产方式的不同，小社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人文学科不同于社会学科、理工学科，基础学科不同于应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不同于传统学科。比如作为基础学科的文学和作为应用学科的工程，就存在很大的差异。一流的文学院，声誉往往建立在一流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尽管也有社会服务，但往往是间接的，是通过向社会输送人才和科研成果实现的。但一流的工程学科，在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外，就必须得注重与产业和社会的对接，通过直接提供技术和服务、进行协同创新来获得社会声誉。所以，尽管都是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学科肩负不同的使命，有着不完全相同的功能。一个学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大学的功能进行排列组合，完成大学的一两个功能或是更多功能。对学科的评价也是如此，对文学学科的评价，完全可以只看它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的表现，顶多再考虑一下文化引领;但对于工程学科，则除了有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要求，还可以有社会服务、协同创新等方面的要求。所以，区分个体与整体，建立与大学评价不同的学科评价模式，才能更好地理解一流学科，更好地进行“两个一流建设”。
为什么不同的学科应该保持自己的品格和特色?
学科划分的根本标准还是知识的分类，建立在不同类型的知识在传播、加工和生产上存在一定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学科划分的价值也在于帮助人类社会更好地根据知识自身的规律传承知识和发展知识，而不是形成知识的堡垒和知识之间的隔阂，甚至有意无意地造成强势学科对弱势学科的话语霸权。正因为知识的传承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同，在当前量化思维、一刀切评价严重的时期，不同的学科在学科建设中需要特别保持警醒，保持自己的品格和特色，不跟风，不趋同，不被强势学科的评价标准牵着鼻子走，而学校和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要在当前浮躁的评价氛围中保护不同学科的独立品格和特色。否则所谓的一流学科建设，很有可能走的不是一条强大的道路，而是一条不归之路。
这在中外学科建设史上，教训比比皆是。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学科。芝加哥大学的教育系为实证主义大师杜威所建，初期声名远扬，考虑到教育学科的实践性，杜威同时还建立了一个附属的实验中学作为实践基地，来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但发展到后期，该系严重受到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高深学术上，而且这种学术追求为外在力量所主导，教育学科的实践性和自身发展规律反而被忽略。结果在1996年被芝加哥大学评价为学术不够卓越而被撤销。撤销的理由是，教育学的学术与专业计划“不是源自于自身的学术地位、知识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而是随着政府、基金组织的意愿打转，不符合芝加哥大学的学术传统”。放眼今天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学院，比如范德比尔特大学教育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等，都是非常重视教育学科实践性、坚持教育学科自身特色的学院。
怎样认识人文社会学科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
从知识的角度分析学科，一般常包括知识基础、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三个维度。关于理工学科的世界一流，人们的认识相对一致，这些学科有着跨国界的共同知识基础、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但由于人文社会学科具有其特殊性，既是知识体系，又是价值体系，所以对人文社会学科的世界一流，众说纷纭。甚至有一种悲观的论调，认为人文社会学科的世界一流是不可以衡量的。近年来关于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一个得到认可的重要观点就是实现“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但如何诠释“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又如何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细致的分析和解释并不多见。
的确，人文社会学科是在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发展水平上建立和成长起来的，在历史发展中也形成和沉淀出自身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品质，因而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但从知识基础和获取知识的方法来说，人类社会拥有一部共同的文明史，也发展出并分享许多共同的研究方法，因而也有着共通的一面。
人文社会学科的国别和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问题上。特别是社会科学，不同社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关切也就不同。比如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社会，会特别关注“三农”问题，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可能更关注城市问题和后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但研究问题的不同并不会带来“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的难以调和。在我们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如何走出去”的调研当中，不少中西合璧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的人文社会学科之所以目前国际影响力还不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学者在思想理论的贡献以及对下一代的影响上，还没有产出比较明显的成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给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提出的问题，比较有说服力的理论不多。”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特色”还是“世界水平”，最关键的还是你能贡献给这个世界什么?尽管研究问题不同，人文社会学科学者还是可以用人类共同掌握的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来对问题进行研究和阐述。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如果能够向世界准确地讲述中国、展现中国，并从问题的解决、哲学思考和方法层面的一个角度或数个角度向世界包括自己国家提供新的知识来源和思想来源，就实现了“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
人才培养为什么对一流学科的评价如此重要?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语境下，学科的概念与专业不同，一开始就包括了科学研究的内涵，所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可以被视为学科的两大基本功能。
尽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学科的两大基本功能，但在过往的学科建设当中，科研往往更加受到重视。这与两个误区有关。一是认识误区，习惯于把学科等同于科学研究，把专业等同于人才培养，认为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科研课题、科研发表与学术贡献，而专业建设对应教学与人才培养。二是评价误区，相对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更容易评价，也具有更高的显示度，往往可以给一所大学带来比较快的即时的荣誉。比如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发现引力波，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在致全校的信中几乎感动和骄傲得无以复加。当然他们值得骄傲。人才培养则不同，具有长期性、非显性等特点，这导致一些大学在学科建设中，往往更重视科学研究而不是人才培养。其实在一流学科的建设上，人才培养有着和科学研究同样甚至更长久的重要性，对一个学科的声誉，也更具有长期的支撑作用。比如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系(卡文迪什实验室)为什么能够长盛不衰?不仅是因为物理学上许多开创性的成果都从这个实验室产生，更在于这个实验室培养了2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教师也有学生，教学相长、教研相长在这儿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再比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院，人们耳熟能详的并不只是教授们的重要法学著作和文章，更多的是培养出来的各行各业的优秀毕业生，其中包括若干美国总统。而我们查看一些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著名教授的简历，不少都曾有在这个学校这个学科求学的经历。所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一流学科的一体双翼。一个学科在科学研究上的造诣往往能熏陶和激发出学生的思辨力和创造力，而优秀的人才培养更能反哺科学研究，并从知识创新、人才补给和稳定的社会声誉上赋予一个学科长期的生命力。
上述都是认识和评价世界一流学科需要思考的问题，涉及个体与整体、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内部主要因素之间的种种关系。在中国未来的一流学科建设和评价上，如果一定要有关键词的话，应该包括“分类”“尊重”和“去功利化”。“分类”就是对不同的学科要使用不同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这种评价体系和标准的不同，不仅体现在微观的测算方式上，也体现在宏观的功能区分上。这种评价，一定是以“尊重”为其品质，也就是尊重一个学科的自身发展逻辑，尊重一个学科的特色和独立品格，尊重一个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对学科的理解和把握。这种评价，也一定是“去功利化”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学科建设上的返璞归真;尘埃落定，人才培养的地位会自然显现。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