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一代接一代地努力应付从帝国时代晚期继承下来的国内问题，回答工业业化的西方提出的历史悠久的挑战，这种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对中国大陆的完全控制，基本实现了很长时间以来所渴望的且具有深刻根源的国家统一。在今后的几十年的共和国发展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小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全国的每一个地区，无不都受到中共致力于中国革命化改造社会的影响。
对模仿“苏联模式”的理解
建国后，1949-1957年间，新的执政党以苏联为榜样进行国家建设，但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采取照搬苏联经验的立场，只是改变模式的愿望受到了不同领域、不同时期发展状况的影响。对于这一点的理解，是我们理解1957年以后中国试图开拓新的发展模式的一个基础。
而对于共产党选择苏联模式的原因，作者认为：除了国际因素和总的意识形态倾向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共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切使命感。他们不仅仅是农村的革命者，他们也是寻求社会主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实现“富强中国”梦想的搞现代化的开拓者，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缺乏，在加之一个现有的貌似发展很好的苏联的活生生的例子，于是苏联模式成了必然选择。
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在经济领域，新中国把绝大部分资源投放到工业领域，并尽可能多的从农村增加粮食收购；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新中国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教科书以及教材，尽可能多的培养经过训练就能参加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工作的毕业生，最终将中国的通才式知识分子变成现代式的专家；在外交领域，新中国重视发展同苏联“老大哥”的友好关系，甚至可以说中苏关系是中国重要的外交政策。但是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当中国人以“追随”苏联模式为基本国策时，新中国同俄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了。这一点，50年代末将有所体现并逐步扩大以致最终走向分裂。
另外，关于苏联模式，作者的一些观点值得注意：1.事实上并不存在单一的苏联模式。2.即使大规模的实行苏联模式的强烈愿望可能存在，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资源，新中国对苏联的使用受到限制。3.高层决策者能够认识到有必要使得苏联模式适用于中国实际情况，但是由于公开压服的宣传方式，使得普通官员和民众很难批判性的仿效。就出现了很多盲目效仿的情况。或者说苏联模式对于中国的影响或许并不是党的领导人所能控制。
大跃进：寻求中国道路的“迷失”
本书在深刻剖析大跃进的根源、阐述大跃进策略、政策等的同时，将大跃进与领导的分裂、与新的教育方向即“两条腿走路”的出现、与党对知识分子的由镇压到一般的反智力活动的转变、与中苏之间的破裂联系在一起，试图告诉读者大跃进运动的深远广泛影响与结果的绝对失败性。作者认为大跃进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仿照苏联发展策略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说所带来的这些以经济为核心的政治、社会问题促使中国领导人思考探索未来的新的发展道路。
从1949-1957年之间的模仿到1958-1965年之间的试图开辟新道路，从不断的成功到一系列的失败，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从不缺乏创造性的精神，也从未停止探索停止发展新道路、追求国家独立富强的脚步，但在取得成功尤其是经济上的成就后，领导人们开始的确开始变得有些不耐烦，把发展的缓慢归结于苏联的方法而不是中国本身的落后，把群众运动看成了决定性因素，这或许是大跃进失败的根本原因。
“模仿”与“探索”之间：领导层的团结问题
作者在本书的一、二篇的总论部分均花费很大的笔墨分析领导的团结问题，甚至认为建国最初八年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时期领导层的团结。
作者认为这种团结根源于在艰难情况下取得的1949的胜利。领导们深知胜利的不易并分得了胜利后的果实。他们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强烈愿望努力呵护来之不易的团结。同时两个方面的因素对领导层团结的维护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毛泽东权威的不容挑战性、党内相对民主的作风、毛泽东的思想的总体的正统性和主流性等因素使得高层领导将矛盾与对抗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其次是苏联模式的作用。苏联模式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减缓了官员们由于自身经验不足带来的紧张，也使得领导们的对抗没有突破意识形态、道路路线的范围。领导层之间的团结有助于工作的开展，工作的成功开展又反过来促进了领导之间的团结与信赖。
正如作者所说，这一时期的领导人的团结程度是了不起的。因为同时期苏共经历了严酷的清洗和激烈的冲突，而且难免受到党内派系分裂、高岗事件的影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的团结并不是没有裂缝，只是并破坏占主导地位的领导核心和领导机制。这个时期想要团结形势与当时的发展状况密不可分，反过来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发展形势。
比如：农业合作化就是领导层内部辩论的问题，但领导层所争论的主题并不是要不要实施合作化，而是合作化的发展速度、规模以及集体化应该走在机械化前面多远等问题。另外，抗美援朝似乎就是毛泽东否决了多数人反对参战的主张，百花运动的发起在当时也受到了党的官僚阶层内部的议论。但这些辩论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党的团结。这一时期分歧的解决，多数是采取了毛泽东个人的观点，但是也有相互妥协的情况。
但是，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领导层看到了由于片面地发展重工业而引起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开始试图探索自己的道路。可悲的是当时的领导层并没有重视并采用陈云提出的发展轻工业、促进消费的建议，而是走上了一条依靠群众政治热情，争取快速发展的道路。在这个时期，领导人之间就发展方法、速度、形势估计等都产生了意见分歧，但与以往产生分歧不同的是，随着接二连三的失败，尤其是农村经济灾难的发生，领导层把这种分歧看成了善与恶、两条道路的对抗，重提阶级斗争。于是有了革命后中国内部的新革命。
作者认为，在“大跃进”的灾难以后，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经超出了个人政治上好恶的范围，而是包括了制定政策过程和政治考虑这些根本方面。这种分歧体现在教育领域是“一种形式的学校制度”与“两条腿走路”的对抗；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反智力运动”和“专家和专门技能回到了中心舞台”的对抗；体现在经济领域是“群众热情”和“更加依靠现代化的投入实现增长”的对抗；这些对抗并没有因为一时的经济恢复或者某些领导人的妥协而消失，其最终解决方式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作者认为三重因素的叠加和发酵导致领导层的分裂。1.从“大跃进”灾难性的后果中汲取的不同教训。2.由毛泽东的继任人问题产生的紧张关系。3.领导人衰老及日益增长的忧虑。
领导层的团结、稳定状态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产，但这种政治资产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并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结合本书作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组织在一起的背景。如上文所述领导的团结根源于1949的胜利。2、不同领导人的不同革命经历：例如刘少奇的白区经历、地下工作的党员，不同的革命经历形成了不同的关系网络。3、不同领导人的不同个性：例如毛泽东和彭德怀。不同个性之间容易造成不可避免的摩擦。4、关键领导人的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如上文所述，毛泽东个人的权威、思想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第一代领导层的团结。当然，这种作用在今天的中国仍然至关重要。5、不同领导人与所领导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6、领导层的工作方法：民主的工作方法有助于发挥集体的智慧，而一言堂则会使团队成员变得意气沮丧，半信半疑。7、不同的发展形势：当发展态势比较好，尤其是经济方面，领导层们之间的分歧往往会被掩盖或缩小。
在反思中学习
重新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走过的道路，领导人为恢复国家秩序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值得赞赏。但也不可忽视大跃进的悲剧和领导人政策的失误。但是，作者对派系斗争的分析、对此间领导人性格感情的分析，多少带有西方的政治学视角而不够理性。个人认为，对于国史，我们的学习态度应该是正视错误但不悲观，肯定成就但不盲目。对于一时无法定性的，不要盲目下结论，要从学会分析其中复杂的原因开始，尽可能理性一点的看待史实，并思考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史为鉴。
通读全书，作者从多视角进行的历史描述与分析，史学研究的严谨值得学习。在本书的参考文献中，作者详细介绍了本书相关资料的来源，包括中国出版物、回忆录和旅行报告、艺术创作、从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现场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等。另外对于不确定的结论，作者大多谨慎的采用“似乎可以”、“可能”、“几乎所有”、“没有迹象表明”等表述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介：
该书是由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资深专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K.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教授和西方著名的研究中“文化大革命”史的专家、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相当权威性的代表作。正如费正清本人在《总编辑序》中所说：“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而本书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的中文译者更直截了当地认为，这部书，“在一定程度了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