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圈党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适应性
为巩固群众基础，维持对非国有经济领域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CCP）在中国城市商业区重建了党的基层组织（PPOs）。由于居民委员会要么作用微弱要么在许多城市商业区不存在，地方党政机关创建了保护伞党组织来培养和区域重党的基层组织。有四种保护伞党组织建设的一般模式。共产党一直建设“服务型党基层组织”以便适应商业世界的需要。虽然这样的党建策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韧性和适应性，但它们也可能会给党带来潜在的风险。
简介
政党组织适应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政治实践的一个根本方向。萨缪尔·亨廷顿认为一个政党系统的应变能力比政党的数量更能决定政治的发展，而政治稳定的前提是一个能够系统地吸收随现代化应运而生的新社会群体的政党系统。[1]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验证政党系统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以及对政治稳定的影响的理论。中共面临着一个单一执政党的典型困境：它应该冒着失去内部团结的风险尽力去拉拢更多的社会群体吗？中国社会的结构变形，特别是企业家阶层的再生和其他被视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团体的成长，如城市专业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作为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波民主国家的案例证明了这些社会团体通常与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2]。中国共产党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选择新的社会团体，维持一党执政。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产党一直在从它认为对其政治使命最重要的社会团体中吸收党员。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共吸收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官僚、知识分子、大学生、甚至私人企业家。[ 3 ]，特别是自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这种趋势得到了更大的契机。结果，共产党传统的社会基础工人和农民，在2005年只有占29%的党员，而1956年占83%，1981年占64%。
改变党员基础构成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战略的一个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都有了显著的重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表明，中共正在从革命党转向务实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再只代表工农联盟，而是代表基本上所有的社会阶层。[5]除了这样的意识形态适应，还可以通过非精英和政治精英们主要根据当地水平共同制定的“适应非正式制度”实现互相迁就，正式制度修改和时间转换。[6]这些改编帮助重现中共的正统性和维持专政政权的韧性”。[7]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的组织结构和原则，以“群众路线”为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的坚韧性和适应性的力量是非常依赖于无处不在的党的基层组织，这是最小单位的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类型组织的基层构建。[ 8 ]为了保持权力，中共必须保持它对国家和社会的普遍渗透。通过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状况，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适应策略的意义。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城市采用了单位党建的模式。中国城市社会中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被组织成单位组织。单位组织给中国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和各种社会福利，如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娱乐等.简直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单位组织中的一员才能在中国城市生存。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每个单位组织里构建党的基层组织实现了中国城市中无处不在的组织渗透。
在改革时期，最重要的新的社会空间，是为最新社会阶层创造大部分的工作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在非国有部门，如民营企业家和专业人士。这些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提出了之前的单位基础党建模型的无用。[9]作为回应，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非国有部门中创建了基层组织，让基层组织更加适应当地利益，努力扩大党的组织，加强在非国有领域对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掌控。[10]
在当代中国城市，商业区是非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主要城市空间之一。基层组织在被预计主管居民区党建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中形成，但社区委员会在许多商业区往往作用微弱很弱或根本不存在。巨大挑战由此产生：如何在城市商业区没有居民委员会协助的情况下，落实党的建设？
虽然大多数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城市的党建策略的现有研究重点都在城市社区党建，但本文探究重组和巩固在中国城市商业区党的基层组织中，中共最近的努力，巩固其在中国`和城市商业区，而当地党委政府和党校学者称为“城市商圈党建”。根据我在宁波、浙江的实地调查和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的二手数据，本文分析和比较了新创建的基层组织和在城市商圈重建的综合系统的基层组织以及采取基层组织策略吸引商界。
在下面的章节中，本文首先对城市社区党建的发展做一个简要的回顾性研究，表明区域/空间的角度对党的建设。然后，对城市商业区党建概念的发展进行研究。接下来将分析在重组城市商业区和整个系统的策略，如党的建设的三层系统，创造城市商业区保护伞党组织的四种模式，基层组织在加强他们的服务功能上所做的努力。最后，它将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战略的含义和潜在的风险。
结束语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党的组织适应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优势大多在于它普遍的基层组织。城市商圈党建是时中共采取的加强其中国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其中一个策略。在城市商业区党建工作中，无论是基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单元和基于组织视角的党建工作，都可以在党的建设中对党的建设进行组织视角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方面是在商业区基层组织的区域合并，即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基本空间形态之一和城市治理基本单元。这与中共先前的单位组织党建形成了鲜明对比，带来了规范的组织观点。区域合并的理论基础是处理在中国社会普遍意义上和中共党员的特殊意义上的流动性。中国共产党选择区域重组，合并其基层组织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流动性。各领域/空间（办公楼、商业区等）成为新的党的建设配套机构，在非国有部门中，高流动性的新的社会阶层可以通过组织网络在各个领域/空间中部分“稳定”。
应当指出的是，领土/空间角度和组织角度的的党建结合是在住宅区，商业区和工业园区区域化党建的共同特点。居民委员会在居民社区党建工作中扮演了电话接线员的角色，但城市商业区的主要参与者是保护伞政党组织。保护伞党组织在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区一级党委领导下工作，负责培养党基层组织在写字楼和零售业中的“两新”组织建设。与社区居委会相比，城市商务区的保护伞伞党组织更为专业化。
通过重组党的基层组织，中共已经强化了其服务功能并与商界保持联系，从而获得对非国有部门对党的建设和党员发展工作的支持。通过建设“服务导向型”的基层党组织，中共试图说服非国有部门，党的领导能够使现代商业文化和党的建设完美兼容并且有利于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中国共产党仍然通过适应商界试图保持其先锋队性质，例如，动员党员完整性管理的角色模型。此外，通过党政治权威的优势和对地方国家机关的控制，基层党组织似乎能够跨越经济部门和社会团体在城市商圈建立横向的、跨部门、跨行业、跨专业的网络来协调和规范经营，促进党员的社会网络。
然而，断言中共胜利仍旧太早。在一个单一的执政党的政体里，新的社会群体在单一执政党的选举可以帮助党抢先从外部取代政治反对组织派，但也可能破坏内部的团结、纪律和党员的积极性。[1]中共在扩大成员基础整体的努力似乎有丰硕的成果：非国有经济精英选举系统的明显有助于“红色资本家”的增长，[2]党员总数从2001年的60000000人增加到了2011年的80000000。[3]然而，过快的扩张也可能导致补充无法共享中共政治视野的不合格成员。评估潜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思想准则已经淡化，社会地位，权力和不同社会群体的财富已成为影响党员发展工作更重要的因素。可以理解的是，在2013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呼吁中共控制党的规模，并清除不合格党员。[4]在城市商圈党建的带动下选择入党的党员的结果是，他们是否忠实地相信党的政治愿景，以及是否定期参加党的活动存在疑问。
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采用更加市场化的做法和修辞以适应商业世界，党的基层组织的实质性政治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边缘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先锋政党的性质被冲淡。[5]的确，服务导向型基层党组织必须更多地参与社会服务日常工作中，有时与社会组织在同一领域工作竞争。然而，正如郑永年所说，共产党一直在中国和非政治化的中国社会有意识地培养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6]服务导向型的基层党组织证明了中共为促进中国社会非政治化、使基层组织更能满足普通党员和社会团体的要求而自觉做出的努力。此外，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政治功能是动员群众支持党和国家，发展党员，而不是政治决策，领导招聘或者规划意识形态年。根据亨廷顿的理论，中国已经在从一个革命型一党制向建设型一党制过渡，现在是处于“适应”。在这个阶段，务实的考虑比意识形态更重要，意识形态的侵蚀或下降是常见的，但这都表明稳定而不是衰减或虚弱，也表明了一党制的力量。[7]因此，党的基层组织向着更加注重服务模式的转变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党。
这篇文章是一个对中共在中国城市商业区建设基层党组织的组织适应性战略的研究。为进一步评估其实际效果，如数量和由于党建活动的新党员的构成、党员对党的活动和基层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的认知、对党的政治事业的忠诚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实际运行情况，这将是必须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