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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列爵（1917-2004），湖北浠水县人，我国著名藻类学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今清华大学）生物学系，终生从事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在武昌华中大学（今华中师大）任讲师、副教授，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及新乡师范学院（今河南师大）任副教授和生物系主任。1979年调入湖北大学任生物系教授，并担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79年至2004年，他主要从事中国淡水藻类的区系和分类学研究，同饶钦止教授、黎尚豪院士等合作编著了《中国淡水藻志》5个卷册。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17年，毕列爵出生于湖北浠水县。十岁之前，年幼的毕列爵随家人四处奔波，但其学业却未曾耽搁，母亲亲自教他识字念书。在整个小学阶段，毕列爵六年间五易居所，先后在浠水上私塾，辗转北京、浠水、武昌等地读小学。毕列爵的祖父毕惠康是清末秀才，后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主要以办报为业，抗战后回乡参与了《浠水县志》的编撰工作。受到家庭影响，毕列爵很小就进入学堂读书，1927年从县立第一小学毕业。
1927年至1937年间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也是毕列爵的中学时代。毕列爵先后在华中大学附属中学、湖北省立二中、湖北省立高级中学、育杰中学就读。这十年虽是民国的黄金十年，然而中国大地却经常遭受天灾，衣不蔽体的流民饿殍在一些县城乡村随处可见。彼时的中国更是在此阶段经历了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青年时期的成长见闻愈发激起了毕列爵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彼时清华大学已从北京迁至长沙。同年，毕列爵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读书。次年，长沙临时大学迁至云南昆明。1938年秋，毕列爵绕道香港经越南后到达昆明，开启了其在昆明长达七年的求学生涯。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毕列爵曾在五华中学兼任教师，并讲授生物学相关课程。在此期间，毕列爵还曾担任云南抗日援华美军的军官翻译。
1942年毕列爵从西南联大生物系毕业。在清华大学求学的日子留给毕列爵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当时的许多教授导师都是某一学科的奠基人，他们深耕于科研和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国家栋梁之才。在《从生物系看联大的教师队伍和科研工作》中，毕列爵谈道：“西南联大生物系的科学活动是既普遍又经常的。这给学生以极大影响。那时，在我们的脑子中，做科学研究和教书一样，是教师这个职业的应有之义，不做研究才是例外。”耳濡目染下，毕列爵也挑起了科研和教书的重担，这一挑，便是一辈子。
“最适合自己的岗位是教师”
1942年毕业后，毕列爵进入原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工作。此后，在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任助教、昆明五华中学任教师。五华中学那时有一个规定，学生每周要写一篇周记，把自己的生活趣事、学习心得、社会见闻以及个人的思想活动写在周记上。这是一个可以让学生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场所，也是锻炼写作能力的好机会。而毕列爵在学生周记后面的批文，往往要写好几页纸，比学生的习作要长出许多，其中有鼓励、有批评、有启示，互相切磋、交流，使得师生之间的思想感情深深地交融在了一起。
1942年至1945年间，毕列爵兼职任教于华中大学，并在1945年获取赴美留学深造的机会并获得了奖学金，但由于彼时抗战尚未全面结束而未能成行。在西南联大求学和五华中学兼教期间，毕列爵先后在昆明结识了多位对其一生有深远影响的同学和师长。由于毕列爵后来更多从事的是与植物学相关的教学与科研，因此与教授植物学相关的研究人员来往得更为频繁，其中包括植物解剖学家张景钺先生、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先生、植物生态学家李继侗先生等人以及西南联大学友梁家骥。此外，毕列爵还是我国最早开展现代湖泊研究的学者之一。随着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华中大学迁回武昌。1945年，毕列爵受同窗沈善炯的邀请返回武汉并就职于华中大学。1947年，他对武汉东湖开展了较为全面的湖泊调查研究。
解放初期，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要调毕列爵去担任水产处处长职务，他拒绝了。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岗位还是教师，这是他所热爱的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毕列爵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大潮中去。新中国成立初期，毕列爵在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教授植物学课程，他是华中师范学院生物系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五十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筹备建立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毕列爵是主要筹备者之一。1956年，毕列爵受国家公派即将去苏联著名的植物系统学家塔赫他间教授实验室进修，但因中苏关系恶化而未能成行。在同时期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的背景下，毕列爵受中共中南局委派，前往河南负责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大学前身）生物学教育的筹备和创建工作，并成功创办了河南省第一个高等院校生物系，随后他又筹建了新乡师范学院（betway官方app 前身）生物系。直至1979年奉调返回武汉，毕列爵为河南两所师范学院创办了生物系，为河南的生命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9年毕列爵调入湖北大学任生物系教授，并担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前后，教学的物质条件很差，也总是缺少实验设备，毕列爵往往把活的动植物标本（如蚯蚓、青蛙等）搬到课堂，希望学生可以一看便懂。在讲解植物的根茎结构时，毕列爵买来萝卜和地瓜，现场剖析讲授，他的教学生动形象，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毕列爵对学生的教育并不仅限于专业方面的知识，还十分关心学生的心理性格。甚至在去世一个半月前，毕列爵还坚持和学生保持联系，担忧学生因为性格遭遇挫折。“多年来，我对你这种嫉恶如仇，对不合理的事总是深感忧愤的性格，一方面深感钦佩，一方面也颇有点担心。”并再三嘱托他“要超脱一些，要站在更高一点的位置上去对待这些问题，更要冷静一些去分析这些问题。” 他是真正把教书和育人做到了紧密结合。
毕列爵除了他的专业以外，还广泛涉猎天文、地理、宗教、教育、文学、艺术、中外历史诸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位十分博学的人。他也十分关注社会上的一些动态，对某些官场的不正之风深表不满，特别是痛恨那些贪官污吏。他还多次谈及中华民族当时最需要的是“忧患意识”，应当时刻恐惧自己在国际竞争中被甩下，那种陶醉于取得的成就是全然没有根据的，言谈间充分表露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
“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
毕列爵先生职业生涯前半部分的精力主要集中在高等师范教育，但其科研工作仍围绕自己感兴趣的植物和藻类分类学工作展开。1973年，毕列爵开始协助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饶钦止教授开展《中国淡水藻志》的编著工作，他对河南地区的双星藻科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查研究，并先后发表了河南双星藻科3个新种的学术研究成果。1979年，毕列爵成为成立中国藻类学会的20位发起人之一。同年，毕列爵调回武汉后立即在湖北大学开展植物学教学和科研工作，1981年，他组建了湖北大学植物系统学研究室，开始了藻类分类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在此后的科研工作中，毕列爵协助饶钦止编著《中国淡水藻志》第一卷（双星藻科），同黎尚豪编著《中国淡水藻志》第五卷（丝藻目）等，负责编著《中国淡水藻类志》第八卷（绿球藻目上）。1983年毕列爵在《武汉植物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从19世纪到建国之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植物资源调查》一文，是他参阅了83种中外历史文献资料后写成的。1988年出版的《中国淡水藻志》第一卷（双星藻科）一书于1990年和1991年先后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毕列爵和梁家骥合作完成的《中国藻类学史》被收录在汪振儒先生编著的《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中。1999年，毕列爵编写了《汤佩松院士的境遇与抱负》一文，为著名植物学家汤佩松院士立传。耄耋之年，毕列爵仍坚持在科研第一线，编写和编译了《怎样做个业余的植物采集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植物分类学入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教科书和科研读物。此外，毕列爵与曾呈奎先生合作编写的《藻类名词名称》一书解决了众多藻类学工作者在科研中关于藻类拉丁文学名和对应中文名称难以查找的难题。毕列爵还倾注心血和财力收集整理了中国藻类分类学文献资料，并因此与九十岁高龄的英国淡水生物研究所的Lund教授成为忘年交。这是目前为止我国最早且最完整的一套藻类分类学文献资料，为此，朋友和学生们称他为“藻大王”。这套资料一份存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另外一份存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图书馆。
2004年，毕列爵先生逝世于湖北武昌，享年88岁，其茔冢位于湖北武汉的九峰山公墓。回顾毕列爵的一生，其出生并成长于动乱的民国时期，以追求科学崇尚真理为己任，一生致力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藻类学研究。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植物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学家，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爱国主义者。
毕列爵的一生始终都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同志说：“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意义上的假期和周末，他的工作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的足迹遍及我国西南、中南地区的山川和湖泊，对我国的动植物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对藻类学研究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用一生去诠释和践行一名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热爱。
（整理人：朱 欢 刘国祥 胡征宇 刘 洋 资料来源：《记我国杰出的教育学家和藻类学家毕列爵先生》《浠水名人时代之星》《深情怀念毕列爵老师》）
